如果把传播学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基础，那么作为传播学新兴重要分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承接传播学基本的理论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也会出现共同之处，比如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比如，如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如何解决跨文化传播中的传播障碍、问题以及如何跨文化培训传播能力等等这些关注跨文化传播对象和跨文化传播效果的议题就需要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事实上今天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主要是以实证研究为主来解决具体的实际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但是，在全球化态势下，不平等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导致了不对等的跨文化传播，文化的不均等的流动对弱势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了挑战，而强势文化有蔓延甚至统治和同化弱势文化的趋势。这样的情形下，简单的从美国的经验主义跨文化传播研究来分析现实已经行不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和跨文化对话，必须以文化独立和公平对待为基础。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国际跨文化传播晚了近30年。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从最初的引进、模仿，到中西文化习俗的比较，从语言和语用层面的中西对比研究到后来逐步展开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和传播过程研究;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主体上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外语(主要是英语)学者，部分传播学者，来自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比较少，所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在对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的中文翻译上也明显体现出学科之间的差异，这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体现。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美国的研究理论出发，以美国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标准，而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注重经验主义，从实证研究来探讨传播的对象和效果，这是有美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是为了解决美国多元文化和多种族共存情况下出现的社会和种族问题所开展的新的需要。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仍然以美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那么，就会出现对现实的偏离，研究的成果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介绍中国，这是最紧急的课题;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特别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第三，中国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在现代沟通条件下的互动和发展问题，如何维持中国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第四，网络信息时代，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冲突和文化身份发展问题;第五，在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世界话语形成机制下，中国如何设置国际传播的议程，如何将中国的价值融入世界传播体系;第六，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从国家层面，到组织到个人参与的跨文化传播。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往往是宏观上的重视，局部和个体的跨文化意识淡薄。第七，民族文化认同和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发展;第八，如何对待文化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问题。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层面传播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会注意到如何处理在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不均衡分布情况下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参与跨文化传播中的现实，更要思考如何形成具有全体国民性和民族性，国际性和文化包容性的跨文化意识，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抵制文化霸权和不平等的文化对话，更要发展中国的文化价值传统，比如和谐，宽容，家庭意识，勤奋等，对解决世界其他文化中的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所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风格已经有了雏形:以价值传播为基础，以和谐、平等和关爱为主旋律，以对话、文化体验和历史性研究为主要方法，承认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现状，承认不同文化的历史和当代价值和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提倡从批判视角和经验主义两个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形成多层面、多角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在价值观建构、文化感知模式、规范体系方面，强调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用传统中国思想结合当代其他国家先进思想来解决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他国对话的问题。

　　我们要不断的反思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历程，提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发展的路径和规律，发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点，尝试提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派的形成基础和现实可能性(批判性研究为主导结合实证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验型研究)，呼应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取向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全球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开放性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