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葵

　　编者按：王田葵先生是湖南科技学院的一名教授，他对中庸这个中国哲学问题的潜心研究，很有思考的深度与思想的宽度。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历史的思想，也是思想的历史。以跨文化的现实语境来考察中庸，则可见中庸与西方哲学的关联和在现代社会中的有用成分，而将中庸看成是中国的辩证法，可以认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从这一层面入手可以更深入把握“十六字心传”以及中庸的内涵及其三个基本特征。

　　弁言

　　我这里讲的“中庸”是一个哲学概念。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神圣的“中”字，一个心画的、生命的、浑朴的、深邃的“中”字，代表了中国哲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核心中的核心；代表了中国文化本质、极度的简洁性，宛如圣多玛探索所揭示的“神圣的简洁性”。它是历史的思想，也是思想的历史。

　　“中庸”就是中国古老的辩证法。因为它讲的执两用中之“两”，就是矛盾；它讲的“中”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虽然古人没有这么说，意思包含在内了。我说它是历史的思想，是指中庸或辩证法诞生于中国和外国的古代，它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说它是思想的历史，是指无论中国或外国，对矛盾思想之辩证法论述代不乏人。它经历了漫长的由不全面到全面，不系统到系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仍在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进行中。例如，中国《尚书》记载，舜帝对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被宋明理学家们讨论得最多的“十六字心传”。老子的《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矛盾思想。在西方，对对立统一规律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是黑格尔。他虽然没有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但他的逻辑学著作，实际上都是讲对立统一规律的。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却有“道学”这个词，此外还有的叫理学，也有的叫玄学。“道学”就是讲“道”的学问，实际上就是讲“哲学”。哲学的真理不存在于某一个地方，而存在于真理的追求过程之中。它的功用是共同的。就国家治理而言，无论是皇权制的“南面术”，还是民主共和制的平衡定律以及康德设想的“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这种状态所要求的完美的“国家宪法”等，都离不开哲学，或者说这些都是哲学讨论的范畴。“哲学的价值更在于它启发你以各种不同的思路或者说思维方式，而不在于它告诉你什么结论。”

　　大学时期，听老先生讲哲学，颇有玄而又玄之感。例如，王阳明：“天地万物与人心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我读过多遍，仍似懂非懂。到老年，才知王阳明讲的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心与道合”或“天人合一”。前半句是说天人合一，后半句是说，既然天地万物与人心是一个整体，整体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预设，那就是“道”。因此，“道”与“心”的关系，才是天人合一的精义所在。中国的哲学，就是“心与道合”或“天人合一”的哲学。讲人生本身是一部不离不弃的哲学，凡平日里为学入定，精骛八极，神驰四海者，不亲近哲学都不行。只要是遇上投缘的知己，恨不得把彼此所思所悟一股脑探讨个究竟。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一个一个迷一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求解的兴趣和好奇心，一切包括本文都索然无味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箴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里的问题是，中国有筑起保卫和平之思想屏障吗？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是几十年强烈的求知欲加上左冲右突的思路逼出来的。它太重要，也许需要建立一个体系方能说清，但我以为得先向自己和读者提出“问题”。“问题”是学说的钥匙。我想，有心于时时严苛地审视自家足迹者，或许能从这些问题意识中读出自己的感受来。

　　人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在日新月异。对数千年来不断被知识者阐释的中庸思想，我们“怎么样”或“为什么”作现代阐释呢？我认为，全球化时代必然引发全球性文化研究，各种标识性文化形态的对话和互鉴是文化研究的必然趋势。因此，跨文化现实语境不失为对中庸知识形态探讨的一种范式尝试。

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纪念“世界宗教大会”百周年的宗教会议。会议花了一段时间讨论普世伦理，即最大公约，最底线标准问题，以健全人类普世伦理的基本框架。之后，各国学者公认下列两条符合最大公约性原则：一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康德的“人是目的”。要说清楚孔子这一恕道，得简略平议中和之道，并切实将其定格为乾坤之大略。（来源：永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