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规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高风险倾向，首先要纠正政府“全能父母”的角色——国家干涉越多，国家意志和行政审批的约束性越强，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就越差，风险应对能力也越弱。这种恶性循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和西亚多个国家以来，由于政权更迭、政局动荡和战乱频繁，中资企业首次遭遇海外投资风险的集中爆发。仅在利比亚一地，据商务部透露，战前中国企业已有50个承包项目，合同金额高达188亿美元，建设工人3.6万人。2011年春中国政府从利比亚成功撤侨以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损失，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他们要挽回损失，“只能寄希望于政府”。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在资源和基础设施行业，很少被视为单纯的企业行为。由于政府强烈的导向性作用和国企软预算约束，中国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对政局动荡和市场风险欠敏感，表现出明显的高风险倾向。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中国10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向高风险地区投资的趋向非常明显。从利比亚到苏丹，从委内瑞拉到缅甸，在这类政府治理低下、社会稳定性差、经济透明度较低，因而也是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到处可见中企投资的身影。
这些风险投资较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筑业等领域。2006年5月，中海油与索马里过渡政府签订大额石油开采和分成协议后，仅半年就因过渡政府几近倒台而成为一纸空文；2011年在利比亚的投资失利中，中建、宏福建工、铁建、葛洲坝等大型公司首当其冲，其惨重损失暴露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高风险的实质。
最近，贸促会联合清华大学进行“201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及意向问卷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相对于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更易受制于各种政治性因素，既包括资源需求战略、援外政治需求等宏观战略需要，也包括微观的政策支持——无论是外汇优先权、优质贷款，还是返销配额，国有企业都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在这些激励机制下，中国民企海外投资往往受挤压，而国有企业则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倾向。
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对海外投资风险并非“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他们对风险的认知敏锐而强烈，然而表现在行动上，往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高风险趋向与官方意志密切相关。中国政府与风险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包括经营性开发和援助项目，往往由国企来执行。1995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随后中石油迅速进入这个与西方交恶的动荡国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为苏丹建立起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在海外，企业的盈利追求和国家的政治需求并不总是步调一致。某央企非洲业务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在非洲某国开发的矿产项目，即含有一定援外项目成分，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大赚一笔”，实际处于赔钱状态，但因为履行双边政府合作协议，不得不撑着。
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政企不分，领导者具有强烈的“政绩”追求，加之资金管理上存在明显的软预算约束，使得国企既没有明确的“投资人”，也无需为投资失败承担问责。只要国家需要，他们就跟着政府“走出去”；一旦风起船翻，就等着政府善后。
对于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业内有人笑称，政府就像孩子要出远门时“纠结”的父母——要么在“出门”之前进行繁琐严格的审批，致使许多企业因此错过最佳的并购时机，承担了更多投资风险；要么越俎代庖，用政治需求取代市场驱动，将“孩子”强行推出家门，到高风险地区寻找资源或履行援助协议。
适应了政府包办一切的中国企业，缺乏独立应对风险的能力，而中国政府限于其自身实力，目前在海外还难以胜任“全能父母”的角色，无法在风险爆发时给企业提供有力庇护，保护其海外利益。因此，要规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高风险倾向，首先要纠正政府“全能父母”的角色——国家干涉越多，国家意志和行政审批的约束性越强，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就越差，风险应对能力也越弱。这种恶性循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内行政运作，在处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上，也应该重新审视政府的职责权限，放手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和发展空间。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更加稳健、安全地走向世界。

（特约撰稿员袁园采写，刊载于2013年第32期周刊）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