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陈健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去年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就是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首次超过海外在华投资。
这份成绩单也换来了社会各界对“走出去”关注的持续升温。1月2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陈健指出，“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循序渐进发展到今天的，并将迎来10-20年的黄金发展期。我们需要理性客观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要盲目放大问题和夸大成绩，避免误读。”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开放的必然选择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在我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以引进来为主，同时也兼顾走出去。从国际贸易理论上讲，商品的国际流动必然带来要素的国际流动，并在国际范围内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陈健提到，“现在，我们说加工行业产能过剩，需要调结构，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战略选择的结果。当时，我们努力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形成大量生产加工型企业，也孕育出了中国的出口能力。2004年，关于走出去的问题还曾有过一场争论，当时有些人士依旧认为中国还不应该谈走出去，应该还是引进来。我们认为，走出去已经到了时点。事实上，中央早在2000年就开始提出让企业走出去，在此之前，我们也做了对外援助、承包工程海外办企业，已经有了小规模但实质上的走出去。只不过，当年我们走出去的力量不够，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我们有了一定的技术和产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逐渐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应该坚定地走出去。”
陈健同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运行到一个阶段的必然选择。
“首先，走出去是开放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开放不只是向外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同时也应该参与国际资源配置，比如现在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个开放战略；第二，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初的战略选择是把加工业引进来，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也要根据产业梯度转移原理，再将它转移到其他国家去；第三，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2004到2005年，中国走出去的数据是个翻番的过程，之后就是更为迅速的发展，这种速度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未来还会有十到二十年的快速发展。”陈健表示。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绩，在陈健看来，是因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中国企业的奋力拼搏和政府的便利化服务。“特别是政府的服务，我不主张说政府推动，而应当是引导。这几年来看，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越来越高，企业得到了大的发展。”陈健称。
理性看待“走出去”遇到的问题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伴随着质疑之声：一些人士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称为恶性竞争；一些人士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解读为“中国扩张论”；另有一些人对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做了放大性解读。对此，陈健表示，有些说法存在偏颇之处，解读不够准确。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恶性竞争”的说法，陈健表示，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市场的时间很短，没有经历过自由竞争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缺乏经验，这就造成了它们在竞争中，拿捏不准处理一些问题的分寸，要么出手重了，要么出手偏了，由此产生企业之间的摩擦。“企业在学习竞争过程中，难免会乱一阵子，之后才能走向正轨，这个过程中，应当允许企业自由竞争。”陈健语气冷静。
“在法律上，不存在恶性竞争和良性竞争的概念，只有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竞争都是残酷的，不能用恶性还是良性来给它定性。通过竞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企业也越来越懂得竞争之道。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所在，我们应当保护正当竞争。这一过程中，经营问题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不宜干预。”陈健解释。
根据陈健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我国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达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60%。“只要把门打开，提高政府服务的便利化程度，就会有大量企业‘走出去’，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也会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陈健还表示，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层面上的广泛合作，包括人民币的走出去，都旨在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家间关系，不应解读为“中国扩张论”，否则会提高中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成本。
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采用哪种技术标准也是个热议的话题，有人提出，技术标准的走出去，是产业走出去的前提。对此陈健表示，技术标准是各国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安全标准，过去基本上是以国家标准体现的，后来，一些国家结成联盟，比如欧洲，统一了它们的技术标准。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谁的技术出口在前，谁的技术标准就到那里去占领市场。“中国技术标准走出去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机遇来了我们不能等，只能一边走一边准备。在人家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客观上起到了贸易壁垒的作用，但世界贸易组织从来没有认为技术标准是一种贸易壁垒。从我们的出海经验看，技术标准不是谈出来的，而是通过技术出口‘硬挤’出来的；另外，我们有些企业的做法是，只要该国家使用了中国贷款，就应当采用中国的技术标准。”不过，陈健同时表示，当前，我国企业在国际上采用最多的是混合标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希望倡议世界贸易组织搭建平台，就技术标准合作进行磋商与谈判，以此实现技术的自由流动。”
一些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后出现的问题常抱以指责态度。对此，陈健表示，走出去的企业的确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是企业固有的问题，有些是成长的烦恼，还有的就是文化冲突，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陈健并不否认，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稳。在他看来，这与企业走得太快、经验不足有关：一些企业国际投资经验不足，造成重大亏损；一些企业去到了不应该到的地方，比如到非建交国家和有利益冲突的地区去；还有一些企业在重大项目上缺乏周密思考，处理得比较粗糙。
“这就需要我们在规范上下功夫。要告诉企业应当怎么办红线又在哪，触碰红线要受到相关条例的处罚，但不能下猛药，要把企业出现的问题定好性。也要告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问题应当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商务部和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陆续印发了包括国别指南、企业社会责任指南、环保指南、安全指南在内的多本汇编手册，同时也出台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及一系列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未来怎样走才算“走得稳、可持续”？
中国企业“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得更稳一点、好一点、可持续？对此陈健表示，有些代价是必须要付的，但无谓的代价要少付，关键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从大的角度看，走出去是市场行为，应坚持国务院提出的‘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这一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让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将直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陈健表示，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政府的作用界定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要发挥导向作用；第二是营造良好环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第三是服务，包括信息、援助、保障服务等，同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如何发挥导向作用？陈健表示，企业要根据市场规律办事，但国家也要提出一些准确导向，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主张先导性的对外投资。就是紧盯产业技术革命的前沿，与相关国家企业合作投资，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第二是主动布局性的对外投资。改革开放这些年，企业“走出去”基本上是自发去找投资标的。“发展到今天，每个产业都有全球布局的问题。客观来讲，我们对市场、货源的掌控能力还都偏弱，需要通过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把我们的货源、市场、安全运输线掌控起来。”陈健表示。
“前不久，我对纺织工业全球性布局的问题发表过看法。首先要讨论传统纺织业在我国是否具备保留价值，如果有保留价值，保留多少？谈到全球布局，可以将产能转移出去，比如可以转到产棉区去，邻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产棉花，也都希望把棉花卖给中国，新疆也要发展纺织业。我的建议是：在邻国建立棉花加工厂，将纺好的纱引进到新疆来。同时要将纺织技术引进来，比如意大利拥有先进纺织技术的中小企业正面临困难，可以在上海成立全球纺织技术的纤维、面料以及时装设计中心吸引外资。这样一来，国内产业实现腾笼换鸟，完成结构调整，全球生产要素也能得到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陈健表示。
第三是传统优势型绿地的资源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继续做大做强，提高水平。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其次，要切实防范风险。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大的方面讲，风险主要分为经营性风险和非经营性风险两个方面。经营性风险应当由企业自己来管控。非经营性风险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来防范，这类风险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层面，安全风险又包括传统的安全风险和非传统的安全风险，政府可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进行制度性安排、提示、警示等做法为企业服务。另外，企业也要强化自律意识。（崔吕萍）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