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批判
文化帝国主义是不同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对殖民地文化的强行压制和对自身文化的强制灌输，它是殖民统治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由经济霸权而导引的一种文化霸权。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笼统的讨论“文化帝国主义”，那将会消释其中许多真正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寻求它萌生发展的具体的语境，那就是后殖民主义。从时间上来讲，后殖民主义理论虽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芽，但真正开始是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1](P59)在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霸权话语下，西方作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的输出和主导权，他们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等各种途径传播到第三世界。20世纪的东方文化，包括拥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都长期处于边缘和被动地位。20世纪后期，一些学者重新发现了被历史所遮蔽的后殖民文化现象，通过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即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力求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力求寻求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因此，后殖民主义表现出来的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姿态，这与西方文化内部的激进的自我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激进的社会运动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充满了浓重的批判精神，以激烈的态度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学者高扬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旗帜，在文化传播环境的诸因素中宏观地研究文化传播行为和现象。当时，文化传播与国家发展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课题，由此而衍生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传播学批判性思维的产物和表现。最初对于文化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阐释多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探讨如何利用媒介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脱胎换骨，使之进入现代社会”[2](P301)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也是发达国家控制和剥削第三世界的重要手段。因此， 对于要求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反对“文化传播霸权”和“文化侵略”的阐释即成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初生形态。同时，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学者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国际传播的“信息垄断”与第三世界所面临的西方传媒的“文化入侵”现象。他们以批判性的思维，从再认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传播的结构中探讨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有关“媒介帝国主义”的思想昭然于世。关注文化传播与国家发展问题的美国学者郝伯特席勒是20世纪70年代文化传播批判性研究阵营中影响最大的，他也被称为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的先驱。席勒使用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鲜明地昭示了他对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新的帝国主义形式称霸全球的批判思想。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文化帝国主义也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含了许多民族情绪：它饱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是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因此，在以“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方的交流传播时难免欠缺理性思考，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文化帝国主义”只能作为一个坚定的文化立场，但不能作为对文化传播的认识与分析模式或思路。
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的分歧与辩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全球文化是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已经不能用以往的中心-周边模式去认识了，而是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那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眼光。这里，我并不是将跨文化传播仅仅作为一切宏观与微观的异质文化交流传播活动的统称，也不只是探讨跨文化传播的种种理论体系，因为无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一种理论，跨文化传播都不算是一个有新意的词组了。刚刚开始的21世纪将是人类文化史上东西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双方在冲突与融合中共同进步的世纪，是人类新文化交汇与整合的世纪，跨文化传播既是新世纪里世界文化生态的表征，也是全球化时代各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应有的视野和姿态，它将是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战略。
二、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思维
确切地说，全球化思维的扩散、普及和延伸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发展的自发性，诱导着理论视界只是狭隘地限于经济这一现象领域，而忽视了从文化层面上，从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中对全球化本质意义的深度开掘。”[3](P176)然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交往的全球化，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历史”是由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大所开拓的，同时它又导致了精神文化的全球性扩张。马克思认为，随着各民族相互依赖的增强，不同民族的封闭观念被开放意识所取代。确实，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文化的固步自封已不可能，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在引发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世界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的同时，其本身已蕴涵了全球文化共享的趋势。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规范意义在于从文化上对全球化作出方向上的安排，把不同的利益实现协调到合理同一性的基础上。这是美国学者阿道夫·德里克的观点。他还说：“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对全球化的文化主义探讨不仅作为这一新形势的表达方式而出现，而且也作为使日常生活的混乱变得有序的努力。”[4](P22)在全球化的文化大交流、大竞赛、大融会面前，我们要以面向世界、有容乃大的气魄建立跨文化传播理念，它将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对人类文化交往与发展的未来之路作出规范。
三、跨文化传播如何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作出规范
(一)跨文化传播是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异质文化，反思本土文化的。
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向来具有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对物质与科技层面的文明较乐于接受，并且还时常主动吸取，而一旦涉及到精神文化层面就显得踌躇，甚至是发自内心的强烈抵制。这是因为人文文化带有特殊的民族性和情感与意识形态的因素。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是以感性超越理性的态度去审视西方文化、反思本土文化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人也结束了“夜郎自大”的时代，开眼看世界的受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精英分子在屈辱与仇视中有了了解和借鉴西方文明的冲动，然而他们的理智与情感却在不停的矛盾斗争着，一方面，一次次惨痛的历史教训，时时提醒中国人要富强，就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中不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在感情上对西方列强厌恶、反感以及逆反，在内心深处不时激起对西方文化的痛恨、诅咒之情。这爱与恨的交织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和主张中国文化要彻底大换血，从“华夏中心论”到“西方中心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自一战始，西方文化暴露窘迫，中国人又开始从自卑和屈辱中扬起头，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后来，他们甚至“已不只在关心自己的文明了，而是开始尝试以自己的文明之长来拯救西方文化的困境了。”[1](P57)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人在对自己制度怀有无比优越感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表现出无比的憎恨和鄙视。改革开放初期，受畸形的“文化专政”压抑多年的中国人像冲出闸门的洪水，又一次敞开胸怀紧紧拥抱西方文化。“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成了西方文化的跑马场，在短短的十年间将西方近百年的文化运动、文化思潮演习操练了一遍。”[1](P58)在民族主义的范围内，“文化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分清民族经典，然后去维系它的卓越、权威和美学自在性。即使超越民族差异，对于文化的一般性探讨也还是遵从了一种普遍承认的范围、秩序和种族的偏向。”[5](P449-450)在这中西文化循环往复的磕磕碰碰中，中国人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也抱着恋与恨、自豪与自卑交织的情怀，时常极端化，总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旋涡中轮回，常常扮演着自我反讽的角色还浑然不觉。文化主体间的相互攻击和“妖魔化”只能是在毫无意义的争夺中消耗各自的能量，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每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里成长发展起来的文化类型，都有其独到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惰性和盲点，惟有通过文化的的交流与取长补短，才能使各自的本土文化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跨文化传播就是要跨越异质文化间的感性偏见。我们对待异质文化要采取理性的态度与内向的思维，以本土文化为参照，真正站在文化发展的立场上，慎重考虑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以及民族情绪的介入，对外来文化进行分层分析，分清它与本土文化相异相似之处、有益有害部分，分清该借鉴、该改造、该抛弃与该抵制之处。对本土文化我们则应采取外向的思维，特别是信息和网络已经成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要中介的时候，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涉及越来越多的文化主体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之外的“自我欣赏”和“独立自存”，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合理性。出于自我防御机制而强行推行的本土主义，只会导致本土自守与封闭，惟有进行自我优化，不断发掘本土文化中的瑰宝和魅力，使之永远跟紧时代的脉搏，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且将之发扬传播，那么本土文化不仅不会被吞噬，而且还会焕发勃勃生机。另外，面对中国目前一定程度上呈现的精神失态、道德漂浮、心态浮躁、正直贬值、虚假流行、无知泛滥、无病呻吟、不知所谓的混乱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们也没有必要模仿西方末世论将悲观的情绪投射到本土文化中，我们相信每一次文明的进步中都掺杂了不和谐的声音，而文化的自我纯净功能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二)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词是“平等”、“自由”。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具有文化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很不彻底。它虽然是站在第三世界文化的立场，始终把西方国家的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关系作为批判对象，但其理论本身又包含了对文化的强与弱、先进与落后、中心和边缘、主导与附属的划分或者是默认。这就是旧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在反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殖民主义倾向的矛盾所在。实际上，中西文化并没有被置于平等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西文化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共处过，而是对抗竞争不断；中西文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总是在要一争高下的拉锯战中羁绊着。
跨文化传播是致力于人类文化的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文化战略。这一文化战略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问题。当核威胁、环境污染、生态保护、人口爆炸等日益成为危及全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我们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如此休戚相关过。“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制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6](P263)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一战略眼光意味着高瞻远瞩不计一时得失，在这种眼光指导下的生存战略，就是不卑不亢、不懈怠不急躁。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更充满同情、更具体、更相对地考虑他人，要比考虑自己更有益，更困难。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不去企图统治他人，不去把别人分类，分高下，特别是，不去不停的强调‘我们的文化和国家是天下第一’。”[5](P478)《世界文化报告1998》第一次就世界各国文化发展趋势以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分析，其中就主张各文化要和平、容忍、和谐共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们拥有享受自己文化的自由，拥有了解和理解其他文化的自由。人类文化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自由表现为作为人的特质的文化的本质属性，而文化自由从根本上说还是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强调跨文化传播的平等姿态，并不是要抹杀现实的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不平衡的状况，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状况，才从矫正的意图上大呼平等；平等也不是同一，“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7](P125)而正是因为多样化的文化实体的存在才有平等的现实要求。
(三)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是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文化交流、互动与共同发展的主要形式。
自从人类开始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人类文化的冲突就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形式，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共同存在。当前时代的文化冲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既有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也有同质文化的内部冲突。从根本上说，中西文化的冲突的本质和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日益汹涌的态势下，文化冲突在跌宕起伏中继续向多样化、深层化、持久化的方向发展。正是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的存在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提供了理由，“也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异质文化间的差异性才有机会被人们重视起来，成为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相比较而存在的理由。”[8](P88)文化冲突使得文化间的比较与交流空前增加，其对立面——文化融合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这也是文化发展的辩证过程。对文化融合的追求，一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美好愿望，它的实现则是人类文化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通过各种具体文化形态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然而，从根本上说，文化融合是要消灭文化个性差异彰显文化共同性从目前形势来看异域文化间的融合还只是一种理想。
针对文化融合的理想性，有学者提出“文化整合”的概念，“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相互冲突中实现相互融合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趋势，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对立统一。”[8](P103)这是具有辩证眼光的动态的跨文化传播思维，它囊括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多对矛盾关系，如冲突与融合、全球性与民族性、世界化与本土化、弱势与强势、一体化与多样化等等。跨文化传播是要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文化整合则是这一实现过程的主要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民族偏见，在尊重各文化实体的差异性基础上以进取的姿态致力于将人类文化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人类文化整合的逐步展开过程，就是人类文化的多样化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逐步实现过程。
跨文化传播模式无疑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再批判，它以全球化作为语境，抛弃了传统语境中自私自利的抗争性，以整个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为目标，由文化争夺到文化整合，多样化的道路上带着文化融合的迹象，虽然荆棘丛生，但总会到达自由的天空。
四、重振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80年代，反传统是一代比一代激进，前一代的激进者转眼就成了落伍者，遭到后来的更激进者的强烈批判。“五四”和“文革”这一正一邪的反传统运动造成了传统文化的两度断裂。90年代人们告别激进，回归和认同传统，表现出浪子回头的迹象。新世纪里不应当是争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无作为的问题，而是传统文化能否重新焕发活力，并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问题。无论外来的冲击有多强劲，也无论内在的骚动有多激烈，传统文化都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根基。传统文化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再创造的遗传密码，并由于这种遗传密码的存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才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当今中国的文化现实是非常复杂和特异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并存，各种文化话语在我们这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过渡中，都还表现出一定的存在合理性或现实性。我们应该持客观与辩证的态度，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怪圈，不能片面谈论弘扬传统或批判传统。
传统文化的重振是以创新作为继承传统的形式并将之延续到新时代先进文化的建设中。这是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传统是暗涵在事物深处或民族心灵之中，不断吸收外在营养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文化精神。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普遍认同的精神原理的境界渗透到事物的各个方面，生生不息，和合成新的精神而延续下来，成为不朽的民族精神。而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的根本保证。先进文化的建设还要立足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追求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是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以后，只有面向未来的文化才有发展前途。
总之，人类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文化不能沉醉于以往悠久传统的辉煌中，也不能深陷于无比沉重的历史屈辱中，更没有必要在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下甘于“边缘”的落寞。只要坚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在跨文化传播中弘扬民族精神，信心满怀地建设我们自己的新文明，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就能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去拥抱理性的、自觉的、创造性的人生。
来源：中国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