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外交正面临着跨文化沟通的挑战，这是因为不同国家有其各自的对外宣传方式，文化背景不同，交流双方的沟通方式也不同，因此对外宣传与沟通方式也会因文化而异。文化差异造成了国际媒体与公众误读与误解中国的现象，然而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差异隐性障碍还未引起高度关注。从事公共外交的各类人员应重视跨文化问题的研究，公共外交的首要任务在于提高参与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已成为隐性障碍，但还未引起高度关注。公共外交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就在于文化差异。 

公共外交面临跨文化沟通挑战

我国公共外交正面临跨文化沟通的挑战，这是因为公共外交的对外传播和交流都是通过媒体传播与人际沟通传递中国形象与中国声音。由于不同国家有其各自的对外传播方式，文化背景不同，交流双方的沟通方式也不同，因此对外传播与沟通方式也会因文化而异。由此可见，我国媒体和对外交流工作者是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宣传方式与策略、表达，传递带着中国特色的国情内容。同样西方媒体也是以西方思维方式，用西方式的沟通和理解方式接收中国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这就必然导致国际媒体看不懂中国媒体讲述的中国故事，误解也在所难免。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于西方人是通过语言解码方式理解中国媒体所表达的含义。他们是靠对方用语言文字所表述的信息解读内容，理解对方的态度，而不是靠语境，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含蓄的表达方式所传递的信息。这就是国际媒体与公众误读与误解中国现象频频发生的症结所在。这种文化差异也反映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媒体提问，我们不善于直面问题，却迂回地回答，以避免尴尬与冲突。对方认为我们不敢正视问题，正说明我们心虚，从而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的质疑或怀疑是正确的，因而还会在今后不同的场合中反复质疑。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19日访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权问题上中国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胡主席直面问题、直接表述观点立刻博得美国白宫及国际媒体的好评，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开始正视人权问题了。西方人还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中国过去从未有类似的表态。根据美式逻辑思维，他们今后还必定会追问，中国为此做了哪些努力，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等问题。所以说我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跨文化沟通的挑战，单向传播方式有时无法达到传播目的，反而还会造成误解。公共外交就是需要了解跨文化沟通，而跨文化沟通学者也应该参与公共外交的研究，解决公共外交中的跨文化问题。 

公共外交中的跨文化视角与思考

跨文化沟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是研究跨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交流与合作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的学科。我国公共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与跨文化沟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外交与跨文化沟通主要存在三大文化差异。 

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异

综合思维是指把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成统一体进行思维的活动，然后得出结论。分析思维是指在思维活动中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并逐一分析，逐一解决。中国人比较偏重综合思维，而欧美人比较偏重分析思维。

在对外交流与传播中，人们往往认为，对方一定能听懂或看懂自己所要表达的信息，因为自己所阐述的内容符合逻辑，却不知对方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解码或重新组织信息，这就会产生误解或歧义。也就是说，在东方人看来一篇符合逻辑、表达思路清晰的文章会被西方人认为不合逻辑，或观点不明。由此在我们对外传播时应该思考跨文化的问题，即应以何种表达方式进行对外传播。如果我们想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让对方真实地了解中国故事，我们必须进行双向交流(two-way communication)，这样才能达到让想要真正了解中国故事的人了解中国。在阐述观点或说服对方时，我们更要符合对方的思维方式及沟通方式，以事实为依据阐述观点。对外稿件最好用外文写，不能从中文翻译成外文，因为译者是以忠实原文为前提翻译，其中文翻译稿必然留下中国式的思维痕迹，这会造成理解障碍或误解。 

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的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语境是指两人在交流之前所需要了解与共享的背景知识。

高语境是指在交流中，绝大部分的信息存在于物理环境中，或内化在人体身上，而很少存在于所传递的编码清晰的信息之中。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都属于高语境国家。中国人在沟通时都靠“意会”，而非言传，靠语境理解对方所表达的含义。低语境是指大量的信息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言语之中，欧美等国都属低语境国家。欧美人在沟通时靠“言传”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沟通双方是靠双方明确的编码文字信息得知彼此所表达的意思。

语境与思维方式息息相关。直觉思维倾向于高语境交流方式，而分析思维则倾向于低语境交流方式。直觉思维者表达含蓄，以语境为导向；而分析思维者表达直白，以计划或理论为导向，讲究推理。

直觉思维者注重整体思考，全盘考虑；而分析思维者关注细节，注重因果关系。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思维差异可具体表现在新闻稿写作、评论分析、陈述主题、阐述观点、说明情况、解释问题等方面。在人际交流时更为显著，如谈判、讨论、交涉、仲裁、记者招待会。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2010年11月10日在杭州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当瑞典国王问李书福，你如何确保沃尔沃汽车质量等问题时，李书福回答，吉利不仅要确保沃尔沃汽车质量，而且还要恢复沃尔沃昔日辉煌。中国人会认为，李书福说出了中国企业家的自信与能力。事后笔者从参加会见的瑞典人中得知，瑞典国王认为李书福在回避问题，没有表示出非常友好的态度。这种典型的中国沟通方式或回答方式导致了西方的误解，我们却不自知地沾沾自喜。南京申办2014年奥林匹克青年运动会获得成功，他们申请材料的第一稿就是用英语写的，然后再写中文稿，而不是先写中文稿再翻译成英语，这说明南京市政府已意识到中英文申请材料书写的差异问题，以避免产生误解。 

跨文化冲突管理的差异

跨文化冲突指不同文化成员由于在语言、非语言的编译码过程中所依据的社会规范的差异对同一行为、同一现象会做出不同的解释或赋义。跨文化冲突也是由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不同而使交流双方产生心理对抗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当交流双方对另一方的行为、观点或对努力要达到的目标的期望违背时，就产生了跨文化冲突。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文化冲突先由沟通不当或失误而引起的，进而导致沟通误解。如果不及时消除沟通误解，人际冲突或矛盾就会产生，其实许多冲突现象正是文化差异在跨文化沟通中的必然表现。

不同文化对冲突认识与解决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冲突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建设性的，所以欧美国家往往采取正面应对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双方开诚布公，毫无忌讳地阐述各自的观点，并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核实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诚恳地交换意见，这样就能澄清误解，增进理解。东方国家将冲突视为消极因素，他们认为冲突会破坏人际关系，不利于合作、团结与和谐，所以东方文化采取回避方式，以避免直接冲突。当国外媒体对我国的报道存在误解或质疑时，我国的媒体或有关人员不了解西方思维方式，不了解应对方式，采取回避或婉转式应对方式。看似我们已回答对方或认为已把问题说明、解释清楚了，但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在回避问题，不敢正视问题，进而认为，他们的报道与质疑是真实、正确的。这也是西方公众一直在质疑中国人权等问题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受本国媒体的影响，产生了思维定势。

2010年4月12日，美国国会前众议员代表团一行十人来上海大学与学生交流互动。为了做好这次交流，学校安排外事处领导向学生介绍外事方面的纪律政策，同时也请笔者谈如何回避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我以自己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涉及或当被问到这些问题时是如何直面、如何阐述这些问题与观点的经历，自己从事跨文化沟通研究的体会与学生分享，同时要求学生以事实和自己的感受与经历为例，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解，不要模棱两可。这样就可以消除学生在面对美国官员时的恐惧感，同时也能增强自信心，知道如何面对各种提问，如何从容回答。在这次公共外交活动中，学生积极主动的表现，让美国官员深深感到，中国大学生不仅有思想、有朝气、有责任，还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跨文化沟通在公共外交时代中的使命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我国需要培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新闻传播人员、记者、政府官员及外事人员、商务人员、跨国公司经营者、教授与学者、学生，使他们在各类跨文化交流中能驾驭文化差异，从事公共外交活动，展现中国人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意识。 

全方位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外交软实力——跨文化沟通能力

在开拓公共外交时，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方位参与的模式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这样才能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化差异，分析文化差异在对外交流中的种种表现，提高从业人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成功的公共外交需要跨文化研究学者、各级政府与外事工作者、媒体从业者等的共同参与。此外，孔子学院应发挥其在国外与公众沟通的优势。建议他们适当研究中国文化与该国文化之间的差异，适当讲授两国的文化差异，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让他们意识到，文化差异不仅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也体现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沟通方式等方面。如果孔子学院能注重文化差异研究与教学，我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直接沟通

新闻从业者在对外传播、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新闻、回答提问时都应考虑西方思维方式，撰写新闻报道和进行新闻发布要以事实为依据直接阐明观点，切忌含糊、外交辞令式的表达方式。直面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仅体现自信、有理、有据，更能让国外媒体与公众看得懂、听得懂中国新闻与中国观点，进而才能让国际舆论、西方媒体与公众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才能消除国际舆论与西方媒体对我国的负面报道或对中国的误解。这就要求所有从事公共外交人员必须提高跨文化沟通的公共外交能力。 

跨文化沟通课程进入人才培养方案

以公民为主体开展的公共外交将成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新特征，也是新形势下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每年大约有1200万人出国，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大约有2400万，美国在未来四年中将有10万名学生来中国学习。由此可见，民间的对外交流不仅在数量、程度、影响力上都会胜过政府的对外宣传。我们应充分利用公共外交平台，让参与对外交流的人都能成功地开展公共外交，有效地展现国家对外形象。因此，跨文化沟通课程必不可少。该课程不仅要介绍文化差异，更要教会学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表达与沟通方式。只有相互学习、相互了解，才能达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才能做好公共外交工作。因此，跨文化沟通能力理应成为公共外交人才的基本素质，而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应该是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的首要任务。（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庄恩平）

摘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