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化无疑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它在文化领域折射出的多元文化共生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沟通的世界景观，使得东西方世界都深刻意识到“他者”的存在，并试图以他者文化为参照从而更深地了解自身，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同时也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普遍性问题寻求答案，因此“跨文化对话”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中心话语，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文化发展策略。
    跨文化对话首先意味着一种语言和文化系统对另一语言和文化系统的读解与认识。然而，人们在理解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某些理解上的偏差呢?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通约障碍呢?或者说在进行跨文化对话时，在不同的语言及其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我们的理解是否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的等值关系呢？有关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中的误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
    　　　　一
    误读这一概念原本用于描述阅读活动中的某种现象，通常在两层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本意，英文表述为“misread”，释为“read and interpret wrongly”，意指在阅读活动中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很显然，这里的误读就是错误。另一种理解则把误读看作是对作品本文的创造性背叛。众所周知，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　者的阅读理解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主张对同一个文本可以因读者理解的不同而存　在着多种有效性，在这一基础上，误读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错误，而是指向读者的自由阐释和创造。法国学者埃斯卡尔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曾以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例指出，前者本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小说，后者不乏　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可是它们今天之所以仍然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得到儿童们的喜爱和认可。显然，在这种接受中不乏误读成分，其结果也许出乎作者本人意料，但它无疑是积极和有创造性意义的，“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这种误读尽管可能是对作者原意的背离，但却是一种“创造性背离”。
    不难看出，在阅读活动中，误读通常是在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上被讨论的。把这一概念引入到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领域，考察人们在接受和理解异质文化时的反应，或者说处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同样存在着消极的与积极的误读现象。
    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精神传统及其独特的规定性特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主体，作为他者的文化主体并不是沉默无声、可以任由人随意解释的，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无视别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就有可能出现完全错误的理解。例如在18世　纪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古代埃及文明。又如在西　方20世纪6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所产生的乌　托邦想象等等，这些显然都属于对另一文化产生的背离其基本内容的误读。
    在跨文化交流的理解活动中，接受主体的主观阐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误读而产生的创造性后果也不乏其例。例如，正是由于美国诗人庞德对于汉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并不完全准确的理解，却激发了他翻译并模仿中国古诗的热情，掀起了英美诗坛的汉诗热，并引发了着名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庞德等人对于意象的理解和中国古诗中呈现的意象其实并不相同，他们对中国古诗的推崇中也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变形改造，但正是这种改造却带来了英美意象派诗歌这一全新的既不同于中国古诗、又不同于英美传　统诗歌的新的文学成果，这里的误读显然有其积极作用。更富于意味的是，意象派诗人所提出的不用典故、不用陈腐套话等主张，又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加以创造性误读。胡适的意图在文化改良，而意象派旨在诗歌传统自身的革新，二者的语境和实质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胡适本人所作的《尝试集》也和意象派诗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这并不妨碍胡适将意象派的某些诗歌主张用于白话文学的倡导，成为他批判传　统文化的武器，从而开创了中国新诗写作的局面。很显然，这样的误读既丰富了接受主体的文化传统，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被理解的客体文化的内涵和应用范围，具有积极的创造性意义。
    事实上，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出现完全谬误或是引发创造性误读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对于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误读，不妨首先排除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成分，而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把握：所谓误读，是指人们在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对他种文化的变异　性理解。
    　　　　二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误读的原因往往有很多，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特有的个体经验和知识结构、不同语言以及文化习俗的障碍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对异质文化的误读。比较典型和突出的，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受自己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异质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属于有意识的误读。例如，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为了达到证明和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时就会有意识地运用基督教文化观念来加以曲解和附会，比如着名的“以耶释儒”模式。再如，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借鉴和吸取了很多西方成果，由于这种借鉴发生在特殊的半殖民历史背景之下，因此民族自强就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学的一个深层的意识原动力，在此基础之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实践在援引外来文化资源时都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严复在引进和介绍进化论时，就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一番取舍和改造，吸收了达尔文、赫胥黎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学说，吸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又不同意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观点，而采纳了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观点，把所有这些整合为一种特殊的进化论，强调社会进步和自强图存的观点，指出中国在民族生存的竞争中，只有发愤图强、变弱者为强者，才能立于世界。很显然，在主观动机的支配下，译者对西方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意识偏离(但这种偏离的确起到了激励民族自强的目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这种因为接受主体的主观需要，以“拿来主义”姿态而产生的对异质文化的改造和取舍，可以说比比皆是。
    第二类，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交往行为能力、以及语言水平、知识结构客观　因素，导致了接受主体对他种文化的知识局限，从而产生误读。比如18世纪以前，欧洲人只能从耶稣会的教士那里以及从荷兰人带回的一些图片中得到有关中国的知识，在这种有限的文化交往能力之下，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固有的文化观念来解读中国，导致误读。但是这种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增进(尤其是当代互联网络知识共享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逐渐得到克服。
    第三类，是导致跨文化交流中误读现象的最重要、最难克服的原因，是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误读的影响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理解。
    一是客观上存在的不同文化之间的通约障碍。所谓通约(commensurable)，指的是各种文化之间可以彼此理解、彼此阐发。不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审美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些构成了每一种文化的特性。那么这种特性是否能够用另一个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再现出来呢?
    事实上，我们经常会发现，对于一个传统中的某些特定概念或内容，往往很难在另一文化体系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例如充分凝聚着中国文化特色的“风骨”、“江湖”、“阴阳”等词语，其译语往往很难准确传达出它们在汉语语境中所蕴含的丰富意味，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只能在这些概念及其译语之间建立起某种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不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定审美习惯的差异，诸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习俗等，也会给人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带来一定障碍。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基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东风在中国人看来和煦而温暖，代表着春天和美好的事物；而在英国人眼中，东风凛冽刺骨，西风才带着温和的暖意。可以想象，这种不同的理解习惯令英国读者在看到“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意象或中国读者在读到英国诗人笔下“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等诗句时多少会感到一丝困惑。再如，18世纪的欧洲崇尚中国工艺品，尤其是中国瓷器被大量进口和仿造。有时中国工匠喜欢在瓷器上绘制蝙蝠(五只蝙蝠象征五福临门)，但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则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西方向来流行着关于吸血蝙蝠的可怕传说。历史文化习俗的差异带来的不同理解可见一斑。
    语言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在当代哲学视野中，语言对于人的生存样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比较文学领域，语言的差异绝不仅仅是表意工具的差异，而是在其背后往往折射出整个民族生存方式、思维习惯和审美经验的差别。例如，中国思维重综合，因此中国古诗的语言表达不重逻辑和时态的细分，而是在模糊中追求意义的丰富性，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意境，这正是中国诗歌特有的美学形态，然而在将中国古诗译成　英语时，由于西方思维重分析的特点，因此英语讲求对语法、时态、词性的细分，结果　以西方语言结构的分析和分解来处理中国古诗，往往只能解释诗句的意思，却很难传达出诗歌在凝练的字句中所追求的那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难看出，在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由于语言和审美以及思维习惯的差异，客观上的确存在着某些　通约的障碍。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本民族文化审美风格的内容，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
    二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接受主体的影响，使得接受主体往往只能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或模式出发，来理解他种文化。现代解释学认为，人在进入理解活动之前就存在着某种理解的“前见”，而这种前见正是他的传统所赋予的。事实上，任何　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他的传统，正如海外华人学者石元康所说的，“传统在我们无力抗　拒他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烙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传统的……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一个传统中进行。”当然在具有了足够的反思能力之后一个人也完全可能选择放弃他的传统，然而“传统不是一件外在于我们的衣服，而是一组内在于我们心里并且构成我们的自我的观念、价值、世界观等类的东西”，所以要彻底摆脱传统的影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影响出发，对另一种文化的内容加以选择、切割和理解，从而也会造成异质文化间程度不同的误读。乐黛云先生曾经　谈过一个例子，对于《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这一形象，美国留学生往往和中国读者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三仙姑热爱生命、追求美丽，是一个应该充分肯定的人物，而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浓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改编自《木兰辞　》的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下，《木兰辞》中的花木兰主要突出其忠孝两全的一面，而美国动画版的花木兰，首先是一个不事脂粉不合流俗的女子，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自我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孤独个体，随后在替　父从军建立军功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很明显，这是一个充满西方精神和个体意识的花木兰，在其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当代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照视角。
    　　　　三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在跨文化交流中大量存在的误读现象呢?人们的看法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下面笔者也试图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误读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跨文化交流中被人们广泛重视的。所谓“多元文化”，并非仅指多种文化的存在，更意味着多种共存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事实上，早在“全球化”概念出现之前，世界上便有多种不同文化存在，但是只有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空间想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自我和他者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于“多元文化”的问题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手段的突飞猛进，东西方的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他者的存在　，而且越是交流，人们就越会清楚地发现，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各有其自己的个性，这也　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尤其是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在完全不同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思想、语言环境里生成发展的文化之间，差异性更是在所难免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正是意识到这种文化间的差异，人们才开始思考我们是否真能完全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特性和精神，开始反思比较文化中的误读现象。因此可以说，误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或曰误读现象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在一种相对平等的跨文化交往活动中对差异性的重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承认一切文化都有其应该得到重视的自身的特性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接近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它是对文化一元论的反动和批判。在过去，无论是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认为中华之外皆为蛮夷的视角，还是欧洲人将西方现代性视为人类社会普遍真理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都是以自身模　式为标准去理解其他文化且将之视为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事情，而不去考虑自己对他　种文化是否存在误读，可谓典型的无视文化差异性的观点。误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对于我们重视不同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警惕文化单一模式的话语霸权，显然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而这种对差异性的强调，显然也和当代理论思潮中消解中心、关注差异和边缘的思想背景有关。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精神下，过去沉默的他者才会被作为平等主体来看待。因此，误读虽然是一个早已有之的现象，对误读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却无疑是当代意识的产物。
    关于误读的意义和价值，还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讨论。首先，当我们谈论“误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正读”。如果假定存在着某种正确的读解，与之相对照，我们说某些理解是“误读”，这也就意味着，文化能够以某种清晰、连贯而　且唯一的意义所确定。果真如此吗?从对文化自身的考察来看，强调不同的文化各有自　己的特性，确实意味着对不同文化的把握存在一个基本的方向问题。完全无视这个方向，就会导致对他种文化根本错误的理解和阻碍文化交流的误读。但是对每一个不同的文化而言，其内部也存在着共时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对该种文化的读解就有许多侧重点可供选择，这也意味着在尊重他种文化的基本特性这一大前提之下，对某种文化完全的、唯一的理解显然是不存在的。而在多种可能的阅读视角　中，必然有些理解会被该文化内部的人们认为是误读，但这种理解却恰恰有可能是补充了新的视角，或者是揭示了某种潜在的特征，是对被理解的文化内容的一种丰富和扩展。误读的创造性意义也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从文化间交流沟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　翻译、不可通约的因素，才使得不同文化相互吸引、交流和借鉴，从而可能产生新的创造性成果，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和而不同”原则。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完全的相同不会导致新的发展，只有不同因素之间的和合作用，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因此对差异性的理解，实际上并不会减弱而是增强了向更加富有成果的文化交流迈进的可能性。事实上，世界上很多文化正是在对他种文化成果的　借鉴与融合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形成自己新的文化内容。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被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希腊　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同样，众所周知，印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而在不同文化相遇时，误读往往是打破无联　系状态、导致认同和接受的第一步，也是生成新的意义、构成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例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曾经被很多人批评为误读了中国文化，但恰恰却是李安的　带有一定美国审美眼光的误读，才使更多的美国观众开始接触和了解东方音乐、东方武　术和东方情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误读正是导向理解的前提。在这个来势汹涌的全球化时代，如何保证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又导向沟通和对话，也许误读问题的价值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来源：民初思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