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跨文化交流的概念以及与公共外交的渊源。跨文化交流的英文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跨文化传播。交流本身就是传播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跨文化传播比较强调国家和组织的层面，跨文化交流则更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是人际的层面。跨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当然这个文化是很宽泛的，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域的，甚至是性别的），人们进行的交流和互动。这个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是跨文化交流关注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关注交流行为本身，还关注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规约。

跨文化交流学和公共外交的渊源在哪儿呢？这个学科的诞生其实和公共外交是密不可分的。1946年美国成立了外国服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缘起很有意思。二战之后美国一战成名，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可撼动，不仅是美国政府，美国普通民众也是这样认为的。当时有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是美国人自己写美国人在国际上怎么傲慢、无理的。他们的外交官问题也很严重，派驻各地的外交官大多不会当地的语言，就更别谈了解当地的文化了，相对而言前苏联做的就要好很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成立的外国服务研究所，主要针对派驻外国的外交外事人员进行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培训。语言培训很顺利，文化的培训经历了一次变革，一个叫爱德华·霍尔的人类学家，把文化培训从宏观拉向了微观。从一开始给外交官员讲授派驻国宏观的政治经济概况，到后来给外交官员讲授怎样和当地人进行交流，包括对方的交往规则是什么，文化习俗是什么等等，霍尔甚至教给外交官当地的方言。霍尔在1951年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研究出了一本书，叫做《无声的语言》，学术界以此作为跨文化交流学诞生的标志。讲这样一个渊源，就是想让大家了解跨文化交流学本身与公共外交就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问题，公共外交中的跨文化培训。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公共外交成为一门显学，许多国家开始对自己的外交官员进行公共外交方面的培训，而其中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有的国家比较重视宏观的维度，就是要在培训中融入文化的理念，比如印度和德国。有的国家有很具体的跨文化交流的课程设计，比如美国和加拿大。

就我国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也是挺重视这个问题的。以我自己接触的领域为例，我给孔子学院外派的老师做过跨文化交流的讲座；也被派到外交部针对即将派驻国外的工作人员做过一些跨文化交流的培训；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给来我们学校接受培训的外交部青干班开跨文化交流的课；我们学校有时还承担非洲外交官的接待和培训工作，我也会给他们讲跨文化交流的内容。

其实非洲班来我们学校交流，了解一些中国的概况，接受一些与外交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本来跟我的授课没多少关系。但就在前几年，肯尼亚的外交官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们自己主动提出要听跨文化交流的课。我们学校的外办也就开始安排我接手这方面的工作。谈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其实这个理念已经是非常普遍和广泛了，他就像一个最基础的原则，大家都接受它，知道它对于公共外交是比较重要的。

第三，跨文化交流主要涉及哪些方面？我一般进行培训的时候，其实就是强调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宽容力，其次是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力，再次是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力。先看跨文化交流的宽容力。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在谈我们遇到不同的事物时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大家都有出国的经验，你第一次去国外，有的人适应能力很强，有的人就会觉得差异让他们很难受很焦虑，甚至会抵抗或者敌视。我主要从文化差异产生的根源，以及差异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去解释它，从而帮助学员增大对文化差异的忍耐力。我比较欣赏美国文化委员会的CEO Martin Davidson爵士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对于我来说，文化关系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认可与赞颂差异，我们必须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为有热情，才可能理解他们；我不喜欢完全一致的世界，我喜欢人类世界的多姿多彩。他的理念在那儿，他就是在强调我们对于文化差异要有宽容力，就跟我们费老曾经说过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一个道理。

其次，文化差异的敏感力。很多人说我够宽容，对什么东西都能接受，但你不一定对所有差异都足够敏感，你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个差异的存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泰国有人运一船土豆片去沙特阿拉伯，这个盛土豆片的袋子口是用两个三角别针别在一起封起来的，而别在一起的两个三角别针就是一个六角星的形状，结果这个船怎么运去就怎么运回来了。沙特的官员说：你这是犹太教的大卫六角星，我们不能要，你这是跑到我们国家宣传另外一种宗教。于是就都退回去了，这就是没有文化敏感力造成的问题。我再举一个积极的微观一点的例子。前两天我和我们学校一个外教聊天，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陈，他不知道是哪个字，我就用手机写了给他看。他看过之后说：这个姓氏很普通嘛。但他马上就改口说：啊，不是普通，而是很常见，是中国的一个大姓。你看他就深谙中国的文化，能很快做出调整，这是他的文化敏感力。我主要是通过一套测量指标来培养学员敏锐感知文化差异的能力。

最后，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力。你欣赏差异、也能敏锐地感知到差异，但如何应对差异呢？也就是如何解释这些差异，进而如何调整自己？有很多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展出一系列的文化模式理论，比如单/多项计时制；高/低语境文化等等。这些理论就像Y=2X的方程式，Y会因X的不同而不同，但这个函数关系确立的基本原则可以指导我们更有效率的与异文化群体进行交流。当然还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具体信息，也就是X的数值，这样我们在坐标系去定位Y的时候就会更有信心。

（文章由陈雪飞在第五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上发言稿整理而成）

来源：察哈尔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