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本报已经相继邀请律所、税务所等多方机构畅谈中企在德并购话题，引发了一定关注。在本期专题报道中，中国建设银行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李彪、德国欧亚咨询公司（Eurasian Consulting GmbH & Co.BeratungsKG）总经理张焕平及爱昔特资本管理公司（Acxit Capital Management GmbH）中国事务处主管邵俊阳成为访谈嘉宾。他们就中企融资、并购后发展、私营企业国际化战略等话题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成立于1999 年的爱昔特资本管理公司，是一家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独立、私有的资深精品商人投资银行，现于法兰克福、慕尼黑、苏黎世和香港都有办公室。目前法兰克福的五位合伙人在投行业都有丰富的经验。公司业务主要包括企业财务、战略和并购顾问以及资本市场咨询等。
据李彪介绍，建行在并购中通常扮演两个角色，一为并购方，9 月2 日刚刚披露的消息，建行完成对巴西BIC 银行72% 股权的收购。建行也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扮演资金提供方的角色，支持境内中资企业走出去。在中信戴卡收购德国KSM 公司、徐工集团收购施维英等知名并购案中，建行都作为重要的贷款支持者出现。此外，建行还为有意海外并购的中企提供投资咨询等服务。
欧亚咨询的张焕平表示， 公司2004 年创立之初，主要是为德国企业提供针对中国的投资咨询服务，他谈到自己的感受时说：“以前，中企在德并购还只是一个小课题。从2009 年前后开始，大规模的并购案才真正地出现在社会的视线里。”欧亚咨询由张焕平于2004 年在法兰克福创立，目前在上海和北京设有分公司。自2007 年始，欧亚咨询把帮助中、欧企业实施战略并购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张焕平谈及两个可视为标杆的并购案，一个是徐工集团收购德国施维英集团，另一个则是宁波均胜集团收购德国普瑞集团。
均胜并购普瑞的案例在他看来当属最成功的并购。并购之后，作为收购方的均胜在中国的市值由原来10 多亿人民币上涨到如今160 多亿。均胜依靠普瑞原有的技术优势实现了产品的战略升级，也完成了全球化布局，从一家只出口南美市场的地方企业发展成一家覆盖中国及欧美市场的全球顶尖汽车电子设备供应商。作为被并购方的普瑞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3 年前3.2 亿欧元的销售额上涨到目前的6 亿，利润取得250% 的增长。
《欧洲时报》：关于在德国完成并购的企业发展状况，说法不甚相同。有人持乐观态度，认为并购后的企业大体都发展良好，也有人不惜“泼冷水”，表示并购5 年之后仍能够良性运营的企业不超过25%。对此，本期嘉宾们有何看法？
张焕平说：“跨国并购本身就存在高风险，成功率一般不高于30%，鉴于中资企业对国际化管理的不熟悉，成功率可能更低。但从2009 年后发生的较受关注的并购案来看，企业并购后大体发展情况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如果从企业盈利的角度看，或许不少并购案都难称得上成功，因为企业所处的行业市场状况本身就不理想，企业并购更多的是谋求战略发展。他补充道：“相比于美国企业对德方管理的不信任，中企在德国并购后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中方秉承尊重德国当地环境、文化的原则，保留本土化团队，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李彪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认为25% 还是大体接近事实的。“中小企业在并购后能够持续良好发展的比例确实不高。德国很多中小企业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遭遇了很多问题，相当一部分在寻找买家。中资机构必须认真考虑该企业是否值得去收购，对财务、税务、负债情况和人员等问题进行分析。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说明不管是资方总部还是在德经营机构，从战略决策、企业管理、文化融合等多方面都能够保持良好运转，双方在长期发展愿景上能够契合，并协同进行长期努力。”
邵俊阳表示，很多德国并购企业也还没有走过5 年时间，具体数据不好说。“并购后困难众所周知，文化差异，领导层决策方式不同，人力资源整合也存在摩擦，如何实现并购后的协同效应是企业需要攻克的难点。我们也建议企业要格外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并购后的企业保持很大程度的自治性，保持自有企业文化的延续性，维持企业人员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欧洲时报》：中企在德并购发展至今，最初找到破产企业“如获至宝”的阶段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资企业如何看待德国破产或者濒临破产的企业？
对于这个问题，张焕平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驾驭一艘普通轮船，肯定要比在风口浪尖为一艘破旧航船掌舵容易得多。他说：“破产或濒临破产的企业往往需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而从目前情况看，大部分中资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对海外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管理能力。”
他补充说：“不能排除破产企业存在商机的可能，那种各方面表现良好、只因资金短缺而步履蹒跚的企业才能与拥有资金的中企一拍即合。一个企业如果多次进入破产程序，说明了它内在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建议中企最好不接手这类企业。”
李彪表示，到德国进行并购的企业有着不尽相同的意图。比如像徐工并购施维英，后者作为实体企业，拥有行业技术并实实在在地发展实体经济，并购后也有意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部分小企业对并购有着其他考虑。要把目标企业从濒临破产扭转到正常发展甚至盈利的轨道，并购方需要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其中涉及技术、资金、劳资纠纷、文化、管理等很多棘手的问题，都需要并购方去面对。如果考虑不周，很难能将一个处在破产边缘的企业经营好。李彪希望中企在选择濒临破产的目标企业时要非常慎重。
金融危机以后，破产企业或者濒临破产企业的估值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这种偏低的价格可能会引起中国企业的兴趣。不过邵俊阳认为，现在中企的海外并购逐渐走向理性化。“企业是否破产不再是一个标准，关键的是目标企业是否符合自身企业的战略发展。现在的中资企业会从技术或市场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邵俊阳也不否认有些破产企业具备优质资产，比如拥有行业核心技术或者优质客户网，只是因为目前的市场等因素造成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像这样的企业在有新的资本注入、度过难关以后，通常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不过，她表示，多数破产企业还是有诸如债务方面的较高隐藏风险，谨慎对待破产企业依然是主流观点。
《欧洲时报》：曾有业内人士做出预测，中国私营企业将是未来中德并购市场上的主角。关于这个说法，嘉宾们怎么看？
李彪认为，诸如三一重工等大型私营企业可能会是并购市场上的主角之一，而绝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将会是主要的竞争者。相当多数量的私营企业将出现在欧洲和德国并购市场上。“私营企业走出来，如何为私营企业更好地服务，这是我们银行在着重研究的课题。在德国，70% 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它们与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有着很不一样的特点。它们多为家族企业，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传统，它们的产品或技术已经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这些特点恰好契合了很多中国中小企业的需要。比如汽车零配件生产等轻工领域，也正是中国中小企业意图发展的战略地。”
张焕平将并购领域的中企分为三大类，一为央企和大型地方国企，二为上市公司，三为非上市的私营企业。大型国企实力雄厚，进行并购所涉金额往往很大，但这样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而有意海外并购的非上市私营企业通常在公司管理上占优，在并购后也能更好地与海外企业进行协同，但这类企业在资金上存在软肋。相比之下，上市公司有更充裕的资金，也有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储备。他认为，上市公司将会在并购市场上有比较好的表现，而且一旦有了成功的海外并购经验，这类上市公司还很有可能进行多次并购，继续扩展自身实力。
邵俊阳则认为，中国大型国企在目前并购市场仍占据龙头地位，交易金额规模大。而私企或民企近年来走向海外的热情比较高，加上国家政策的鼓励，走向欧洲市场的中企数量在较快地增长。私营企业会在未来并购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经过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具备了一定的走出来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走出来的自身需求。
《欧洲时报》：有德方税务机构表示，德国金融机构对中资企业不甚熟悉，放贷时对中企存在顾虑，所以中企在德融资有一定的困难。而中资企业一般在中国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也是业界的一个普遍看法。
李彪表示，中资对德国市场总共投入了20 多亿欧元，其中中小企业居多，大型企业尚屈指可数。按照德国监管要求，很多中资企业很可能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
走出来进行并购的企业很多也都依靠总部的资信情况来贷款，而非完全依靠在德子公司的还款能力。走出来的企业中，一部分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实力，它们在银行是有授信的，这种授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这些企业的境外公司。
李彪说：“我们银行在这方面提供比如内保内贷、内保外贷等产品，对联动走出来的企业提供服务。融资渠道不少，但前提是境内企业具备较强的实力，而且在境内与金融机构有顺畅的合作历史，这种情况下，为境内外企业提供支持属于银行常规的业务，包括贸易融资、结算、代发债券等。银行对一些资信不好的企业还是比较慎重的，任何银行都会严格控制这种风险。”
张焕平认为，目前参与并购的中企多于国内通过银行或私募股权投资进行融资。“其实中国国内融资成本高，德国基准利率低，在国内有良好资信的企业可以通过内保外贷的方式在德国实现融资。”
邵俊阳表示，中国大型企业在国内的融资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五大行也越来越重视这块市场，并推出了很多相应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如果私营企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资信评级不够，中国境内银行在借贷方面会比较有顾虑。另一方面，德国金融机构对这类中国私企不够了解，也有可能因为中企资信达不到德金融机构的要求，中企向德国银行融资比较困难。如果并购项目中也有德方知名机构参与，德金融机构的顾虑就会少很多。”
《欧洲时报》：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政府对于中企海外并购的态度？中国官方在这方面是否有哪些支持或抑制的政策？
李彪说：“中国政府对海外并购还是积极支持的。但很多企业在海外并购其实是在交学费，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对个案需要认真分析，如果有问题需要从严控制。”
他举了个例子，“2010 年腾中重工收购悍马的并购案就被商务部否决了，而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成功了。这种有序控制是正确的，防止企业‘并购狂热病’，避免巨大的损失。不管是总体上的支持还是对个案的把关，都是官方对中企海外并购的鼓励，但这种鼓励不代表一味的支持。”
对此， 邵俊阳举了几个例子：2008 年民监会发布政策文件，允许中资银行开展海外贷款交易业务；2012年发改委等部门颁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发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2014 年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对企业境外并购的审批流程进行简化、调整。她表示，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颁布实施，表明了国家对企业海外并购的鼓励和支持导向。
来源：中国促贸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