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海外风险？方法或许多样，但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条，就是在“走出去”的时候除了与政府打交道之外，还要学会聪明地与民众、反对派、媒体打交道。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渐次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这引起了两方面“前所未有”的效应，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关注度前所未有；二是中国民众对企业在海外生存现状的关注度前所未有。两个“前所未有”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当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海外舆情图谱。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国人发现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遇阻案有增多趋势。

如何解读中企海外“遇阻案”？

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从铁路基建开始的，“遇阻案”也大部分与此有关。比如被称为第一个高铁“走出去”案例——墨西哥首条高铁项目就一波三折，至今中国企业依然苦等。

此后斯里兰卡政权更迭，新总统表示，将重新审查中国企业与前政府签署的首都科伦坡港城计划。更早些时候，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些投资项目，如缅甸莱比塘铜矿、密松水电站；中国与泰国 “大米换高铁”等都不同程度上遇到过“出尔反尔”的情况。

最新的例子是饱受经济崩溃折磨的希腊，新上台左翼政党表示将停止出售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的计划。该计划曾让中国中远集团受益。目前此事还有回旋余地。

这一系列遇阻案的出现，让国内民众觉得中国企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有舆论称中企海外生存环境变差，甚至开始质疑中国战略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其实，剥丝抽茧地看，这一系列遇阻案的共性是，几乎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当地要么选举带动的政治转型，或者发展导致的经济转型，抑或两者皆有。

正因为是国家转型期，所以矛盾众多、利益冲突通常比较激烈，这种交错的外在表现就是对政府政策的审查和批评，就是对有所牵连的企业和个人的超乎寻常的敏感。中国企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躺枪”。如希腊、斯里兰卡等国大选后出现的中企投资遇阻案，本质是一国国内政治因素使然，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而中国高铁在墨西哥遇挫一案，由于墨国内经济出问题引发民众对政府治理的失望，再加上中国企业被卷入“第一夫人豪宅门”，刺激了中国高铁墨西哥“遇挫故事”的发酵。

怎样才能“站得稳”？

其实，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已经强调，“走出去”将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不仅要敢于向海外投资，敢于输出装备与技术，要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还要真正能够在海外“站得住、站得稳”。如果说“走出去”相当于中国经济利益国际化迈出的第一步；那么，“站得稳”则是中国利益实现的基石。

虽然不能说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挑战难以克服，但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确实是现实。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社会多元声音日益壮大的当下，投资与交易，远不是从前那种双向买卖这么简单的事，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买卖双方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社会环境、政治结构、民众情绪、媒体倾向、经济措施，乃至外国介入等综合因素。

每个因素都可能是一个“噪点”，如忽视或者没有及时消除，会迅速的扩大化，以至于影响到交易的基本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

如何规避风险？方法或许多样，但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条，就是中企在“走出去”的时候除了与政府打交道之外，还要学会聪明地与民众、反对派、媒体打交道。

要知道在不少国家都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空间的话语权，有时候要比政府重要得多。关系维护的好，他们就是“优点”，否则就是“噪点”。

如今，中国具备了资本、技术和设备输出的能力。高铁、基建、核电技术等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抓手”。但有能力是好事，但这不是“走出去”的唯一条件，所以有能力也不能任性，还需要有好的“走出去”方案与策划，更重要的是要有危机管控机制。

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在一些法制相对健全、政治民主化相对完善、经济发展稳定的国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就比较顺畅。比如刚刚在中法两国总理的见证下，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和法国地方当局签署30亿欧元的LED投资项目；再比如李克强访问英国，与英方签署了中国核电输出项目等。

但是在诸如东南亚、非洲等一些后发国家，未雨绸缪似乎更为迫切。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更多的“配套设施”，比如高层的支持、舆论的塑造、法律的认可、外事部门的保驾护航、非政府组织的侧翼协助等，只有形成一种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整合，中国利益安全实现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来源：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