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基础，而西方文化以个体为本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文化价值观不断碰撞交融。这种交融表现在：一是礼治与法治的交融，二是科举与选举的交融，三是五权分立，四是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交融，五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交融。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西文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研究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和交融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精神文明基础。
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注重群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以社会群体为基础，社会群体是产生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只有先满足社会群体的道德要求，才能谈得上个人的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爱人，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忠恕”之道。自从西汉之后，孔子的思想被作为正统的思想。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下，孟子对孔子德治的思想进行了传承，延展成仁政，作为其核心思想，用来缓解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孟子将伦理与政治有机融合，着重强调政治的好坏要与道德紧密联系是根本，从而到达“内圣外王”的境界。这种价值追求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来考量，而是凭借群体伦理社会关系来评判。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儒家思想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使传统文化教育普及到整个民族，具有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
儒家学说深入我国上千年历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儒家的价值标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文化力量。“忠、孝、和、合、仁、义、礼、智、信”都成为我国的主流思想，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以上述道德观念为指南，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寻找自己的栖息之所。由此带来的是，中国人不太强调个人的价值，而着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看重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和印象。
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基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人主义认为个体大于社会，个体重于社会，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其中，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权利，因此国家要千方百计保证个体的自由、平等等民主权利神圣不受侵犯。西方文化把自由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者发出“无自由，毋宁死”的宣言就是基于对自由的深刻追求。自由、平等既是个人主义的人生信条，也是西方社会一贯遵循的普世价值。所以，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体现在西方文化体系的方方面面。
早在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希腊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认为“生命只有为其自己的目的而活着才有价值”，这种价值观经过代代传承，在城邦时期融合为希腊精神。总括希腊精神的元素来说，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精神”上的自由被“自然”的刺激所限制，而且还有这本质上面的关联，有种不是本地的东西激起了希腊思想的自由。希腊表示了精神生命青春的新鲜和欢欣的状况，其中，进展中的“精神”即为意志与知识，其方式就是宗教、家庭、法律与国家，都是个性化的，况且要有个性的个性也都由这些的目的决定。恰恰相反，壮年人却悉心从事于一个客观目的，始终坚持不懈，就算丧失自己的个性也坚决不放弃。
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
礼治和法治。治理国家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法治，二是礼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崇尚礼治，传统社会中的习俗就是礼的来源。在古代，礼有着广泛意义，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主张要用礼治理人民、治理国家，不主张用法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盛孟子一语道破“礼”的立足点是“人性善”。
西方崇尚法治，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其法治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包含着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其实，不管是礼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性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善或者恶来评判，所以我们要以政治国。这里说的“政治”，是指从人性的复杂性方面考虑，通过下级和上级之间的共同协作来管理好国家。以政治国灵活性强，易于操作，利于从实际出发，适用领域多，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合理采用有效的措施和制度管理国家。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法治、礼治以及政治这三种治理国家的方法都不是孤立运作的，在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大多加以综合运用，而且几乎都是以“政治”为主导方式。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相比较法治和政治而言用得比较多、比较广，所施行的法制和政制都进一步倾向于礼制化；而在现代西方社会，用得比较多、比较广泛的是法治，所施行的礼制和政制都进一步倾向于法制化。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跻身现代化的民主强国，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分注重某一个，使其相辅相成。
中西方科举与选举的相互交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举人才的方式是科举考试，西方社会选举人才的方式是选举，这两种方式都是世界人民对政治发展的创新。中国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严格而完备，将朝廷需要的官员素质作为考试标准，选出合格的官员，西方则是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公投大家普遍认可的才俊。科举制度必须将朝廷需要的官员素质标准归纳为考试范围，因此就要求主考官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对相关领域非常精辟而独到的把握。那些自身目前还认识得不太清晰的领域，不能作为科举考试范围。选举制度要求选举人有一定知识水平和良好的评估能力，并且要对候选人的能力背景有一定了解，这样才可以保证“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原则的可行性。
受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和社会阶层固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大多是封建官僚地主的后代，此外，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考核方式并不是很科学，考试内容也不尽合理，有较强的主观性。但是，较之以前的人才选举方式，科举制度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西方国家注重民主，其人才选举的方式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古希腊时代，城邦所有重大的关于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事项都必须由公民投票表决，其中选举城邦的“第一公民”一定要由全体公民投票产生，但是他们对于公民的素质和能力则没有硬性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现代西方社会在选举制度方面有了重大改进：第一，学习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创造性地施行了文官制度，事务官是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方式选拔出来的，而政务官则是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事务官的占比大于政务官的占比；第二，现代西方社会大都实行间接选举，并不像希腊的时候实行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可以有效地减少部分选举人因为水平和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问题。
目前，在现代民主国家，科举和选举这两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正在渐渐交融。简单来说，对于科举制度而言，事前一定要集思广益，多方征求意见，正确地规定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及判断标准，并严格控制主考官的评卷标准，充分了解考试人员的素质，保证考试人员的能力和品格。对于选举制度而言，要积极参与了解选举人的能力和品格。经过不断完善，目前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就是这种阶梯式的选举制度，只是这种代议制并没有充分了解选举人的其他方面，所有人全部具备同等参选资格，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科举制和选举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具体来说，科举制度可以用于我们认识得比较明确的认知范围，而选举制度应该运用于我们目前认识得还并不是很清楚的范围。阶梯式民主能兼顾基层民主和顶层民主，体现能力治国的原则，是比较科学的民主制。
五权分立。五权分立，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上考试权、监督权，实行五权分立。这样做就是为了救治三权独立的弊端，期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建立五权互相独立的新制度。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五权独立的制度可谓中西合璧，将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精髓融合在一起。五权分立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它产生的过程、动机以及制度的设计都体现出五权制度不是简单地对三权制度的改造，更不是简单地将两权和三权相加，它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碰撞结合的创新。
柏拉图提出的三部协调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可以说，三权分立制是与选举制相配套的制度，三部协调制是与科举制相配套的制度。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将中西方选举人才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即将中国的科举制和西方的选举制有机结合。其中，人们通过选举的方法选拔心目中理想的政务官，而事务官则是以科举的形式遴选出来的优秀人才。
选举制适用于选举人的知识、能力基本相同的情况，科举制适用于事件和工作内容比较清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科举制是中国文明最亮丽的果实之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它构成封建官僚体制中最中坚的龙骨，延续近两千年，较为公平有效地维持了封建社会的官僚秩序，体现了古代的原始公正，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为来自各阶层的优秀人才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晋升通道，其有效性和科学性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民主制，该制度适合资本主义阶级发展与生存的逻辑，是建立在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经验上的一整套的统治模式。国家的形态是民主，西方的民主制从国体来讲就是资产阶级专制。在倾向于政治平均主义的民主追捧者眼中，每个公民不分能力高低、知识多少，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而崇尚能力治国的民主制则打破了政治平均主义，很好地弥补了其缺陷，把知识、能力水平不一的公民，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在西方，人民所拥有的广泛平等的民主是名义上的，现实中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实际上的不平等代替了名义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公平代替了法律上的公平。我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正是弥补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一缺陷，提出了“五权分立”。
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强调集体、整体和群体等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决定了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恰恰相反，他们崇尚个体，这种个体观念决定了西方人的个体思维方式。
整体思维是从事物的整体角度出发进行认识，考虑的范围较广，需要时间的验证，并要经过实践活动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往往导致对某一个体事物不能有特别清晰的认识。个体思维是从事物的个体和局部角度进行认识，得到的结论具有清晰、精细等优点，其缺点是适用范围比较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由此可见，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都各有其优缺点，最好的方式是将两者结合，在谋划整体问题时顾及个体，在认识个体时不忽视整体，使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
美丽中国是发展趋势，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客观要求，当工业文明在世界中日益凸显，提高中华国际影响力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需要。我们要汲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借鉴西方国家优秀精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这也是增强我国软实力，焕发中华独特魅力的重要源泉。此外，要积极汲取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个人价值观念、民主思想中的宝贵经验，积极利用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化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弊端。
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交融。如果把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研究和现代的科学研究进行一番比较，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其中的不同，以前的科学技术创新只注重个人能力，只要有足够的智力和耐力，外加哲学作为基础和引导，研究者个人只要凭借感官感受和实验工具，就有可能获得一些重大的发现或发明。例如经典物理学的巅峰之作—伟大的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发现和产生的。研究器材就会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得到意想不到的研究结果，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电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等等。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创新需要更高的条件和智力，因而转向主要依靠国家和团队共同努力，而不是只凭借自己本身的力量就可以获得惊人的发明或发现。现代科学研究讲究团队合作，还需要高科技的研究器材，这些器材费用高，只有国家和社会投资的加入才能够达到期望。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社会本位”倾向，是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运行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政府有强大的掌控能力和治理能力，这种强大的执政能力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能力开动国家机器，发动一切社会力量去完成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在当时世界上科技社会发展水平最为发达，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其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相对较弱，许多巨大的项目和工程通常是由个人或企业去完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依赖于他们先进的科技水平，究其原因是得益于西方国家较早地产生了科学的萌芽，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方早期形成并一直延续的个体本位思想，使科学发展有了四百多年的传统，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在科学萌芽初期，科研成果的大小主要由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决定，政府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影响力和对科技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的是，政府在用科技来带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国家在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我国应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加强对外交流，积极主动汲取西方国家有益的、行之有效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培育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建设、逐步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坚持科技强国的战略，使国家迅速发展，不断壮大。
来源：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