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是由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用来衡量社会承认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一种文化尺度。权力距离作为一种在社会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模式，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具有深刻的影响。个人在高权利差距文化和低权力差距文化的相互转变中，往往因为转变主体所带有的强烈思维惯性而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语境中，研究权力差距这一文化尺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跨越种族和国别的交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跨文化交际也为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与互信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中所出现的种种不适应性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得去分析每一种文化形态的特质，从而更好得做到趋利避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与困扰。本文将从权力差距这一维度去仔细分析中西文化形态的具体差异，并在比较分析中以中国文化为例具体分析高权力差距文化的形成原因和历史影响。
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启了对外交往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人开始奔赴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深造。近些年来，中国外出移民的人数在逐年递增。据《南华早报》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年有超过15万中国人移民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主要移民国家，成为向海外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全球化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在年度“中国国际人才蓝皮书”的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共同发布了他们的发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移民人数从2005年的1.95亿上升到2010年的2.14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3.1%。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移民人数大幅飙升。2010年，海外中国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万，居世界第一。2011年胡润研究院和中国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发现，14%的中国有钱人或者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移民。此外，46%的有钱人正在考虑通过各种投资移民计划移居海外，例如海外购买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是主要的投资领域。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宣布，在EB-5投资移民申请中，41%是中国人;而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报告，申请商业技术移民计划的61.5%是中国人。
翻阅中国当代移民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的变化。较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留学潮，中国的移民开始逐渐显示出向技术化、平民化方向转变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人在移民过程中的摩擦和争端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得了解到移民过程中所出现的阵痛。(如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冯小刚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等)。伴随着移民浪潮的深入化，曾经的语言难关、生活习惯不适应等这些表象问题都已不再是困扰着移民者的头等大事，却而代之的是一些存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可以在很多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离职退休的中国老人在国外受不了那种时刻都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的生活方式而时刻处于抱怨之中。而一些在国内居住的西方国家的人士也同样处于这样的一种焦虑中，前些年有这样一个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过热烈讨论。起因是因为一辆中国拍照的黑色轿车在北京的街头占用了自行车道，此举引起了一位正在骑自行车的法国友人的注意。她上前去进行劝阻，不料司机非但不接受劝阻，还将这位国际友人的自行车扔到了人行道上，继续在自行车道上横行霸道，而我们这位国际友人却始终面带微笑。这样的冲突之处还有很多。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说，
他们认为老外那种死板的做事方式没有一点点变通和灵活性可言，很多时候无法体现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而中国人的这种遇事就想找关系和不遵守社会公德的特权行为模式也受到很多美国人的诟病，他们认为这是在为权力寻租，是一种不能忍受的腐败行为。所以，一些美国媒体将部分高档华人居住区称之为“二奶村”、“贪官村”，透过这些语带侮辱的称谓，我们就可以窥探出中美两国在社会权力认知上的极大不同。
如果用权力差距这一文化尺度来分析这一矛盾，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种冲突。首先，部分中国移民来自于高权力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在高权力距离国家的人民认为，权力和权威是生活的事实......这些文化告诉社会的成员，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平等的，社会阶层是普遍的和制度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移民海外的内地长者(尤其是在国内体制内位高权重之人)在国外做很多事情就会觉得无所适从。那是因为在国内，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特权。外出出行有自己的专门通道，饮食生活有自己的专门供给，自家小孩上学也有预留的专有名额……可以说，他们在国内已经完全享受各种各样的方便。一旦当这些人移居到了国外，如此强大的思维惯性便会使得他们处处行事不顺。他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需要自己排队，不再会有绿色通道让他们先行付款;他们去购置房产的时候也需要走许多法定程序，不再会出现找某个局领导打一声招呼就能减少很多手续的便利。他们也许不知道跨文化交际中的权力差距这一范畴。大多数中国移民者都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作为自己的理想移民地，而这些移民目的地都是低权力差距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认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应尽量减少，没有任何人可以建立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故而对于那些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些国家的人往往表示出深深的不齿。
二
从权利差距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文化冲突也许可以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如何我们试图去消弭掉这种冲突，那么就不得不对造成这种文化冲突的原因进行仔细地分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掀起一轮文化热，汤因比和兰克的文化形态分析法也被许多学者奉为高镍。但冲突的原因是否真的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求呢?如前文所言，那些来自高权力差距国家的人对于权力都有着一种极为病态的执着，其根源已经不能简单地从文化这个宽泛地概念来去解答。笔者认为，对于这种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分析，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这个范畴。文化，它包罗万象，似乎可以涵盖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知识。但同时，文化也因为其宽泛的概念而经常带来所指不清的尴尬。。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更有一些人混淆文化和制度的概念，用某种文化适合特定人群的论调来掩盖制度层面出现的弊病。笔者认为，文化无优劣，但制度有高低。一个阶段的文化只是一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反映。关于文化和制度的区别，学界有这样一则生动有趣的描述：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你喜欢吃豆浆油条，我喜欢吃咖啡面包，你喜欢吃萝卜青菜，我喜欢吃沙拉烤肠;而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我只能吃豆浆油条，而你却可以既吃豆浆油条又能吃咖啡面包。所以，在谈论高权力差距文化和低权力差距文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谈论文化背后所隐含的制度构建问题。
所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能避免一些犬儒分子所设下的文化拳套，不至于陷入他们口中有关文化决定论的那些逻辑推理完全正确、但前提假设全部错误的循环悖论之中。在中国以往的历史教育之中，我们毫无例外地都在接受着斯大林的历史五段论的发展模式。然而，随着我国学界与世界学术圈的交往，很多时候会发现社会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换一个名词，其实也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野：那就是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来进行描述。笔者认为，中国的这样一种高权力距离国家的思维模式还是停留在传统社会之中，停留在大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之中;而西方的小权力距离的文化尺度是建立在小共同体本位的现代社会之上的。从传统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这一发展命题，我们中国从1840年起便开始了这项浩大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说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现代社会，许多学者常用的表述都是转型社会。而这样一种高权力距离思维，自然还深刻地保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纵使当今的中国人已经住上了高楼大厦、造出了飞机坦克，但这种隐形的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因子却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难以拔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闭环境中，这种高权力距离思维可以畅行无阻。而带有这种思维的人来到西方社会时，这种冲突和碰撞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发生于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冲突其实早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时就已经注定了。
三
现代社会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无论何种定义，都始终逃脱不了以下几种基本的文化因子：民主、人权、法治(rule of law 而非rule by law )、分权等，具体地可以表述为在群体界线里讲民主，在私己概念里讲人权。在这样的价值维度中，它极大地限制住了掌握权力者以权谋私的可能，极大地切断了权钱交易的途径。用通俗的话来说，你的地位并不能让你产生超越他人的权力，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对于权力的畸形崇拜。在这样的小权力差距的国家里，上至国家元首，下至街头乞丐，没有人可以拥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没有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所以，当这些国家的人看到部分中国人做出一些不尊重他人，肆意践踏社会公德的行为之时，便会产生深深的不满。而那些在中国习惯了养尊处优、对人指手画脚的red-tape们则一时半会儿难以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看到超市里排队的人群，便想着能不能找经理开个后门;看到医院挂号就医需要等到下个月，便想着能不能贿赂贿赂院长，这样就能让自己抢先一步就诊。
在中国这种高权力差距的国家里，对于权力的追逐往往构成了一种社会的常态。就如阿伦特在《论专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专制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方便。在秦制行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从总体上来说，每个个体都是被捆绑在国家这样一个大共同体之上。而国家这样一个大共同体又是靠着编户齐民的法家方法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纵使有儒家的宗族礼法观念，那也只能在国家的大一统体系之下发挥陪衬和帮扶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从上至下的垂直管理体系之中，处于权力中心和高处的人便能享受最多的照顾和服务。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翻云覆雨的君王，却难见兴风作浪的平民。原因也就在于此，其权力是有大小之别的。长此以往，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都形成并接受着这样一种高权力距离模式，即天子可以掌握一切权力，诸侯可以掌握部分权力，士大夫能掌握更少的一部分权力，逐次往下，权力则逐次递减。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所言，政治就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种社会资源掌握的不平等也便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时至今日，这种高权力差距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着，一些新兴的“红色贵族”和“八旗子弟”霸占着国家的大多数资源，被这样和那样的潜规则所保护着。而他们一旦离开了原有的保护体系，这些人便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所以，类似李天一这样的富二代在国外打架斗殴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若是无法解构传统社会在人们思想上的延续，那么这种因权力差距的不同而造成的跨文化交际冲突则不可避免。
四
问题提出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种冲突也是有解决之道的。首先，这种因权力差距的高低而造成的交际性问题并非是种族意义上的分歧、它只是因为社会制度构建的不同而导致的一种阶段性冲突。现代社会的价值维度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并不是白种人独有、而黑种人、黄种人都无法获得的。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普世价值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点更是如此。早在古代社会，我们先祖便描绘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蓝图;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更是激励着传统中国的士人不断修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我们高喊着要解放全人类……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时刻标榜着自己具有如此大的普世价值。所以，接受一些普世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专制走向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共名走向无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谈及具体的措施，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具有个体指导意义的行为。从中国这一方来说，我们要注意遵守别国的文化，注意时刻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等等。从西方国家这一方来说，笔者认为一些媒体不要将个人的行为和中国挂上钩，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他们谁也代表不了，遇到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事求是，既不回避，也不用扩大，更不能因为一些人的不当行为就片面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不遵守公德的。
从群体指导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去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寻求一些共识。我们只有从思想根源上剔除掉那种人与人不平等的想法，才有可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减少与低权力间距国家之间的冲突。当然，现代社会也并非完美无缺，诸如环保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当今人类的生活。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若是我们仅仅去适应他国的低权力距离的文化模式，那显然是不够的。如何能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可能更值得我们去思索。当代的新儒学分子提倡西儒会融的方法来为中西双方提供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底线，这种由双方创造的价值维度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中会极大地较少分歧，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然而，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于于实践的检验。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