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跨文化战略的重要性，上海需要在跨文化金融领导力与能力建设方面做如下努力：整合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的实务能力及团队，如自贸区紧缺的国际化人才；善于金融创新与监管治理的综合能力与人才，如数字转型、移动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的人才；重新规划自身金融领导能力的决策层与经营层；跨界跨业跨境跨证的金融人才；善于持续学习与融会贯通的人才。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年、对外投资的大年，也是跨文化大年，尤其是当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和贸易体开启中美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之际，跨文化国家战略势必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新趋势要有新应对
从结构上看，跨文化国家战略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跨文化管理，包括跨国经营并购和跨国公司的管理，以及企业、机构跨国跨境跨地域的日常管理；第二个层面是跨文化治理，包括双边、多边事务或关系中的政策设计、国际条约制度改革、司法完善、利益平衡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管理等。
多重时代的跨文化治理正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是跨文化管理迅速被跨文化治理取代。其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全球治理成为焦点。
在这一背景与趋势下，从引资大国转为投资大国的中国尤其要重视“三个同时”的治理策略：
一是在管理好世界对中国的形象与期望的同时管理好中国对世界的评估与印象。提倡包容性，防止形象偏离与预期错位，这是“双形象管理”。
二是在布局走出去同时，应结合总结引进来的经验教训，保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连续性与协调平衡，谨防两者脱节，这是“双策略协调”。
三是在注重投资保护、国别风险、当地法律、税务保险和劳工利益等的跨文化管理同时，也要注重对区域与多边风险、投资准入全球治理标准及国际社会对管理者的管理等跨文化治理，这是“双因素运作”。
无论是跨文化管理还是跨文化治理，都是全球性的热点。中国既要防止对外投资中重蹈欧美企业当年在跨文化管理中失误的覆辙，也要防止陷入当今经济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困境，尤其要避免跨文化管理与治理的双双失误。
未来十年将是全球跨文化管理与治理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笔者建议：中国在跨文化国策中，对内要慎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对外要谨防跌入“跨文化陷阱”。同时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时代的变迁，全球企业跨文化管理比上世纪70至90年代更艰难，全球各国跨文化治理也进入困难僵持时期，中国应以包容性大略沉着应对与作为，始终不移地将跨文化治理作为贯穿改革发展与和平发展的全过程。
跨文化战略回顾
从历史发展看，人类跨文化活动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与罗马商业中心开始的人员流、商品流，而早期共同使用的货币(dinarius)就是跨文化产物之一。根据人类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过程，跨文化国家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5个时期：
1405年至1500年是初始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传播与分享。15世纪的中国处于世界航运中心和世界知识中心的前沿，但由于明朝锁国，16世纪时中国与世界金融中心擦肩而过。15世纪中国式跨文化战略是郑和下西洋时秉承的“宣德化而柔远人”，以商业与文化分享传播天下，没有掠夺、殖民与战争。
1500年至1850年是商业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冒险与扩张，即“冒险家+国家垄断资本+早期跨国公司”模式。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商业时代冒险家出现，国家金融资本向海外扩张。欧洲国家出现了特许经营的大公司，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是公司治理的起点，即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也是代理制度的起点，出现了职业经理人。
1850年至1914年是跨文化战略的开发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殖民与掠夺，即“跨国公司+跨国人才+大宗商品”模式。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海外企业性质，西方国家确立跨文化战略。伴随着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确立，西方文化逐步取代部分殖民地文化。
紧接着是1914年至1945年的转让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出让与变革，即“经济转让+制度改革”模式。这个时期东道国经济给予外国公司一定的权利转让，如转让石油开采权、土地开发权、交通设施经营权、医疗教育等。由于民族运动与经济发展促使殖民地解体，政治改革不可避免，为节省资源成本，西方公司中出现本土员工替代本国雇员的情况。
1945年至1970年是独立时期。此一阶段的特点是自治与开放，即“政治动荡产生大量独立国家+寻求世界市场与高效生产率的工业大发展”的模式。这个时期资本与技术的替代性增强了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公司的还价能力，跨国公司向广度深度迅速发展，本质上是国家竞争力的博弈。而通信业发展为跨国贸易与经营提供了空间，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和各国开放政策，推动西方的跨文化国家战略，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形成 “以在不同形态文化中提升人力资源价值”的新兴边缘科学——跨文化管理学。
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美跨文化国家战略呈现全球布局的特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局限于一国或几国的单项区位优势，而是整合各种优势，呈现清晰的分工体系。
在此阶段，跨国公司联姻跨越了公司与国家的界限，形成战略联盟，但主要还是限于欧美之间。出现了新兴的“世界公民”，即淡化公司的民族身份、强调世界好公民、投资战略中不是狭隘区域观念，用人决策中注重全球利益不分国籍。跨国公司完善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美国的日本化与日本的美国化。但并未形成完整和完善的跨文化管理体系。而美国软实力正是在全球经营治理的成败得失中逐步形成美国的跨文化国策。
就中国而言，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中国从“引资大国”到“投资大国”的分水岭。中国企业2012年对外投资跃居世界第三(美国第一、日本第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与132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亟需在顶层设计上确立跨文化国家战略。习主席最近在上海亚信会议期间阐述的“不拒外流，方为江海，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为未来中国跨文化战略的基本国策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要突破经济跨越大国与文化跨越小国的困境，采取包容性、主动型跨文化战略，这是站在全球跨文化前沿的明智选择。尤其要将“柔实力与中国梦”作为中国跨文化国家战略基本特色，并将这一特色的跨文化战略作为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国和平发展等战略一样，构成未来中国50年兴国安邦的重要战略组合。
15个金融中心的启示
金融中心与杰出人才已取代跨国公司，成为新世纪跨文化国家战略的热点。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财富与机构集聚中心，也是人文哲学与创意创新中心；全球化杰出人才不仅是某一专业的领军人才，更是融会贯通的跨文化人才。
将全球15个主要金融中心按照不同的文化因子进行新的分类。从因子聚类可分为三类金融中心：第一类是犹太文化金融中心，特点是“跨文化+高智慧+高凝聚(抗同质化)”，犹太教义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第二类是孔儒文化金融中心，特点是“中庸+修身+齐家”，一些地区也具有客家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融合性，而新加坡是三种文化交集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三类是伊斯兰文化金融中心，特点是“公平+平等+互助”，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具有一定的相容性。
欧洲金融中心具有共同的文化与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困惑。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曾回忆：在距欧元诞生还有9个月时，他作为巴黎银行行长在美国开会解释欧元准备工作时，85%参会者认为让11个国家参与是不可能的。但最终还是做成功了。欧洲合作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各种制度能确保其各国长期合作；而欧元思维的得失在于不是经济先行，而是货币先行。欧洲金融中心受英德金融文化影响最深。
当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特色鲜明的国际金融中心，都集中在这3种文化交集之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搞垮孔儒文化的东南亚金融中心，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击溃中国金融中心，反而这两次危机使东南亚与中国发展更快、治理更好。而全球危机同样使得由犹太文化因子驱动的全球金融中心不仅不垮，同时也完善了治理。
对上海来说，在成为一个包容性国家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应该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做到基于包容性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新趋势，囊括包容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新特质，即“开放、宽容、公正、多元”，做到新的突破与平衡。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笔者认为，当前，人民币全球化的跨文化博弈中要注意美元主导、欧元复苏、日元套利这三个基本要素。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跨文化冲突点与期望值治理包含人民币价格之争(升值与贬值)与市场经济体之争(政府与市场)。
而在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同样应该注重三方面的跨文化问题。首先是变量互动，即在全球分工体系治理中，世界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三变量的互动与作用；其次是确立跨文化国家战略的长远目标，我国跨文化国家战略的能力建设的长期目标应注重，国家治理能力和国民的定位与解决问题能力应高于产业转型与利率汇率管理能力；再次则是要将治理核心放在负面清单与金融创新。
基于跨文化战略的重要性，上海需要在跨文化金融领导力与能力建设方面做如下努力：整合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的实务能力及团队，如自贸区紧缺的国际化人才；善于金融创新与监管治理的综合能力与人才，如数字转型、移动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的人才；重新规划自身金融领导能力的决策层与经营层；跨界跨业跨境跨证的金融人才；善于持续学习与融会贯通的人才。
来源：国际金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