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压区小国迅速成为了欧洲的强国之一。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冀在股价下跌后购回），卖空袭击（bear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卖空的股票来获利），对敲（syndicates，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囤积股票（corners，个人或集团秘密囤积或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狂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到17世纪初期，一些珍品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615弗罗林（荷兰货币）。如果你想搞清楚这样一笔钱在17世纪早期荷兰的经济中是什么价值，你只需要知道4头公牛—相当于一辆拖车，只需要花480弗罗林，而1000磅（约454公斤）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
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名称所喻示的一样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在某个时刻，当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些，卖空时，其他人就会跟从，很快，卖出的狂热将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正是在历史上创造出如此局面的一群人在北美洲哈德孙河口建立了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它就有别于那个世纪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Quakers）、马里兰的天主教徒，都是到这个新大陆来顶礼膜拜他们所选择的上帝的。对这些殖民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地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山丘上修筑一个金碧辉煌的城市，建立一个其虔诚和美德为别人所追随的首善之区。
可是当荷兰人在他们新的—可以说是全新的殖民地开始经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当最终修建了一座教堂时，他们将它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St.Nicholas），从此圣诞老人（SantaClaus）成为了纽约不太为人关注的守护神①。
纽约这种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气质，使得它一开始就与其他殖民领地的关系很紧张。即使随后纽约向曼哈顿市政公园旁圣保罗教堂以北的地区扩张，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憎恨纽约的人，也会将纽约称作“一个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被当作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们都装模作样，非常无聊。
刚开始，荷兰人非常成功。许多新的殖民地是由合资公司来建立的，这些合资公司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专门成立的。很快，所有这些公司都破产了，而他们建立的殖民地被王室接管。但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却经营良好，它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公司只花了两万荷兰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皮毛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的回报率是125%。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主要归功于常常无能的政府—纽约从它的荷兰祖先继承下来的另一个不够幸运的遗产，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却比该公司的命运好得多。作为由已经学会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新阿姆斯特丹很快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当斯特文森—一个荷兰改革教堂的虔诚会员，试图将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驱除出境的时候，西印度公司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便留了下来。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000的小镇时，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都是来赚钱的。很快，除了皮毛，各种各样的物品，例如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而这里的商人，已经和北欧的市场密不可分了。很快他们又开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买低卖高的机会。
第3节：赚钱—不论是善还是恶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们仍旧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那种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传统，因此也就很快就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等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孙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然，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今天，在纽约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深处，那个小小的、吵吵嚷嚷的、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还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而赚钱—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依然是这个城市的至爱。
这种商业精神早在1666年就已经明白无误了，那是在英国人取得控制后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erickPhilipse）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作货币、装饰用的）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并于1647年随其父迁到新阿姆斯特丹，曾是木工学徒的他参与过建造斯特文森下令修建的城墙。但是菲利普斯从事木匠行业并不很久，相反，他选择了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用妻子的财力武装起来的他开始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快他就表现出了对市场的敏感。
那时印第安人生产的皮毛是当地殖民地经济最重要的赚钱产品，但他们不愿意皮毛的购买者付给他们金币或银币。这些金币或银币，尽管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印第安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认为它们一钱不值。相反，印第安人要求欧洲人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来支付。贝壳串珠通常是用复杂的方式将蚌壳中的小珠串起来，北美东部的河流与湖泊盛产这种蚌。
1650年，6颗白色珠子或者3颗黑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rer，荷兰货币单位，相当于现代荷兰盾的1/20，也和荷兰5分镍币相当）。对荷兰商人来说，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开始了，到1659年，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皮毛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因为贝壳串珠被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来进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彼得•斯图文森特试图用政府通常采用的方法：价格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也得到了这种方法通常得到的结果：价格控制被市场忽略不计。这时候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实际上，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到1666年3颗白串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7世纪末期才形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可是菲利普斯早在此前30多年就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随后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他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至于贝壳串珠，一直到美国大革命前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有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被发明出来，将贝壳串珠的价值彻底摧毁。
这种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让纽约变得易于管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它的市民以爱闹事著称，曾绞死过州长雅各布•雷斯内（JacobLeisler），这在北美殖民地可是绝无仅有的事。1651年，首次通过的《航海条例》确保北美殖民地完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这个条例禁止在北美发展大部分的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因此也必须缴纳英国关税）。但是这个法案的执行力度从一开始就强弱不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或者通过行贿，或者通过偷偷在纽约港无数的小港湾和出海口卸货来逃避关税。于是这块殖民地日益繁荣起来。
到斯特文森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曼哈顿已经有4937人（根据北美洲的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大部分人居住在该岛的南端，华尔街那时还俨然是曼哈顿的北城①。随着在宽街和华尔街交界处建立起三一教堂和而后1700年的第二个市政大厅，曼哈顿岛的西端成为了一个高级住宅区。
那时，只有在华尔街的东端，靠近珍珠街的岸边，才是华尔街的商业区。首先在这里定期大规模进行的是奴隶交易。纽约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1698年奴隶占到曼哈顿人口的14%），同时也是一个奴隶交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
当殖民者发现小麦能在哈德孙河流域生长时，谷物于是与皮毛、奴隶一样也成了纽约的经济支柱。大部分谷物被加工成面粉和饼干，出口到西印度群岛以换取糖浆和朗姆酒。面粉对纽约的经济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市徽上就有一个面粉桶和一只海狸。纽约也出口鲸鱼油和烟草到英格兰，以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纽约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它的海港无与伦比，有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水位很深，很容易通过纳罗斯海峡①进入广阔的外海。此外，新泽西的两条河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的哈德孙河和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将无数船只汇向纽约。1699年，贝雷蒙特州长将纽约称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张，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海的船只仍然很小，它们可以利用纽约地区其他很多小海港，比如说长岛上的牡蛎小港和南安普敦港，但现在哈德孙河上的小镇，如彼克斯基，如今人们已不再把它当作港口了。
第4节：没有任何英国的铸币
此外，费城在1680年建立后没多久，就拥有了比纽约更多的人口，并且成为了富庶的宾夕法尼亚领地惟一港口，同时，波士顿是人口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查尔斯顿港口②也靠出口大量的大米和靛蓝（一种染料）而繁荣。因此到殖民时代的后期，纽约人尽管在商业上野心勃勃，但纽约在殖民地所有的港口中只排名第四。1770年，费城进口商品4.7万吨，波士顿进口了3.8万吨，查尔斯顿进口了2.8万吨，而纽约那一年仅仅进口了2.5万吨商品。
尽管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逐渐繁荣的活跃港口，但它还不是一个金融市场。在18世纪，北美殖民经济呈现飞跃式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欲对它征税的原因，这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此时，英国在北美的这块殖民地出口的生铁占世界的1/7，北美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商业船队，仅次于英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粗糙的经济体。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因为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设立银行。同样，这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在殖民地找不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没有任何英国的铸币。相反，所谓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其他国家的硬币、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作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这在殖民地南部地区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雷阿尔银币，经常被切成两块、四块、八块来找零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最近纽约股票交易所还是以一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而不是1/10。
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被独立战争彻底毁掉。在战争期间，纽约是惟一被敌人占领长达7年之久的城市（的确，在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什么城市被敌人占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爱国商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家舍业离开纽约。而那些留下来继续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亲英商人，则在美国人1783年11月25日（该日随后成为纽约一个主要节日）重新收复纽约时被逐出纽约。
纽约在物质上的损失和其商业实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遮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发达地区烧成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烧毁了在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64幢以上的大楼。
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国民生产总值（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也至少损失了一半。而一旦战争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归家园，新居民也被其宽松的专心经商的社会氛围吸引，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784年，来自于德国莱茵河流域瓦尔多夫的21岁的约翰•雅各布•阿斯道［johnJacobAstor］来到了纽约）。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到乏味且自满的波士顿。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们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已于早些时候（1772年）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的建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出生。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外，他是另外一个出生于非富豪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令人难忘的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无能的小商人。作为凯布斯克斯（Cambuskeith）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要远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丹麦属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他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个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魔下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了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处理好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务状况。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
当时大陆会议①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法币，也就是所谓的大陆法币。这种法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法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100多年以来，“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①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词。
第5节：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的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的劳合社）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零星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基础时，如何监管这些证券的投机活动成为了这个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务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旧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作杰斐逊主义分子。杰斐逊主义分子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盈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经常是完全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到拉尔夫•纳德—认为是美国政策错误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费城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纽约，但它依然是那时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是在费城成立的；美国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在1790年成立。由于在此后的10年内，费城将仍然是美国的首都，而华盛顿那时尚在建设之中，所以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众国银行，也于1791年在费城成立。
但是汉密尔顿的计划实施之后，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而且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已具备。纽约的商业发展迅猛，人口也急剧增长。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都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自己在1784年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汉密尔顿的计划提供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熟悉金融和风险的市场投机者和经纪人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同时也能够为任何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动性。此时的纽约，已经为纽约人中那些继承了荷兰先人各种投机技巧的最大胆和最狡诈的一群，做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
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交汇在一起。
同一时代的东方和西方
在这个年代……
1620年英国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漂洋到达北美洲普利茅斯。
1636年荷兰出现“郁金香泡沫”。
1652年爆发首次英荷大战。
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简称纽约。
1666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通过囤积贝壳串珠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操纵案。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
1787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草拟了新宪法。
178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
也在这个年代……
1368年~1644年中国明朝。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开始出现。
1644年李自成灭明，建立大顺政权。同年，清军入关。
1662~1798年中国清朝康乾盛世，中国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的广州进行丝茶贸易，中美关系由此开始。
第6节：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18世纪90年代—19世纪初）
资本市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股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的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美国于1776年建国。这个新生的国家此时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交易场所，于是有了美国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为了防止场外交易的发生，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并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切就是后来华尔街的雏形。
?在第一次投机狂热中，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场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个著名的“庄家”，也是此后200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寻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的阻止了金融危机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不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1987年，美国股市危机，联邦政府坚决地介入其中，以免股市危机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危机，这与汉密尔顿的做法一脉相承。而在这两次“救市”之间的195年中，面对每一次金融危机，杰斐逊主义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据上风。
?这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也是在这个时期，像杜尔这样的政府官员可以公然寡廉鲜耻地利用公职进行股市投机；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也在这个时期，瞒天过海地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了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
?而这家银行就是现在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全美最大的银行的前身。
华尔街起初在全美闻名并不是出于金融的原因，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纽约市政大厅的二层，依据新的宪法宣誓就任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檐口和中楣上都增加了很多标志美国的装饰，如橄榄枝包围的13颗小星和13个箭头。这栋建筑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以便建造新的海关大楼，这座海关大楼至今还在，而当时联邦大厅的所有遗迹只剩下了华盛顿宣誓时面前的一段铁栏杆，它被保留在纽约的历史博物馆里。
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期，联邦大厅并不是华尔街上惟一的建设项目。从这里向西一个街区的地方，第二座三一教堂即将竣工，此时它的200英尺约61米高的尖塔还被包裹在脚手架中，不到一年之后，它就将开始接受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总统也将出席它的揭幕典礼。华尔街西端的很多大楼也都在这个时候耸立起来。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官邸就在华尔街和威廉大街交界处。
也是由于汉密尔顿的原因，这些漂亮而古典的大楼的风光日子屈指可数。随着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华尔街的商业区很快就挤占了华尔街的官邸大楼。1791年，纽约银行迁址到华尔街和威廉大街街口的麦克伊文斯大楼，面向汉密尔顿的官邸。汉密尔顿曾帮助创建了纽约银行，但是当他就任财政部长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卖掉了他在纽约银行所有的股份。
而华尔街的东段一直延伸到东河，一向是以商业为主，并不是完全以金融为主。由于风向的原因，出海航行的船长们都愿意在曼哈顿东边靠港，这些船只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从仓储到杂货买卖）促使这里成为了纽约商业区的中心。在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两层高的小楼房，一楼是理发店、裁缝店、蜡烛店等之类的小商店，而这些店主老板都住在二楼。还有一些房子出租给各种经纪人。
18世纪末期，经纪人（broker）这个概念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这个词早在14世纪就从法语引入英语，它的法语原意是：把一桶酒分装成一杯一杯或一瓶一瓶后再卖出的人。在17世纪之前，这个词一直特指零售商和批发商，此后，它就完全被用来特指自己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中介人。到这个时期，这个词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将买方和卖方撮合在一起，并通过对促成的交易收取佣金的人。
今天经纪人通常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士，只从事一种产品或一些相关产品的经纪服务，例如保险和房地产经纪人。只是到了最近，经纪人这个词才开始特指专门从事买卖证券的专业人士。而在美国刚成立的时候，纽约的“经纪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经纪人们可以同时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撮合交易。在当时，如果一个经纪人在买卖证券的同时，还兼营私人彩票，并为海运货物提供保险，同时还卖唐提式养老保险①（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为非法），并成为一家私人银行的合伙人，将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
第7节：事物有它们的标准
此时的美国除了造船业和生铁生产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超过工匠水平的制造业，所以大部分的“生意人”其实都是经纪人，但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在18世纪的美国，大部分人是以农业为生。而住在城里的人，大部分是小店主、佣人，以及律师和牧师等专职人员。
汉密尔顿的计划导致了大量的可交易证券突然涌现，包括国债、新的州政府债券、刚刚设立的银行的股票（在1790年，只有3家州级银行，到1800年已经有29家了）和保险公司的股票。这些新的可交易的证券大大增加了那些“通才经纪人”②的证券业务量，此时离真正出现那种专门从事证券交易的经纪人还有一代人的时间。
尽管联邦债券和州政府债券还是这些新的证券经纪人的主要衣食来源，但最热门的证券是合众国银行的股票，当时它的市值高达1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的规模和它作为联邦财政独家代理的垄断地位，使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美国的第一只“蓝筹股”（尽管这个词本身直到多灾多难的1929年才被发明出来）。联邦政府有义务购买该银行20%的股份（汉密尔顿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在欧洲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购进了这些股票），其余80%的股份向公众出售，但是不允许任何个人持有超过1000股。认购者需要用黄金支付股票价格的25%，剩下的部分可以用汉密尔顿偿债方案中所发行的年利率为6%的政府债券来支付。
合众国银行股票（很快被简称为BUS）的交易，在1791年春天正式发行前就提前开始了，尽管股票本身要等正式发行后才生效。这一年的7月，该股票正式认购时，在一小时之内就全部卖光，随后股价一路攀升。这个新生国家的首次大规模的企业首次公开上市活动（IPO）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牛市。
欧洲的公司开始向美国输送大量的代理人和资金，漂洋过海来参与这个新生的市场。卖空（指卖出借入的股票，以期在股价下跌后买回），以及现在被称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指在将来的时间以一个商定的价格买卖证券的权利）这两种交易技术在美国被首次应用（虽然在欧洲这两种技术早就为人所知了），这大大地增加了投机的可能性。随着交易量的日益增加，报纸也开始关注这个新生市场了。当然，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价位进一步高扬，各种关于股市灾难的预言开始出现了。1791年8月31日，《纽约公报》（NewyorkGazette）甚至刊出了一首题为“投机”的打油诗：
什么魔力绕其间
能使花柱①变塔尖
被投机的魔杖点燃
疯狂传遍了整个国家
或早或晚，真理告诫人们
事物有它们的标准
就像所有致命的旅途有死亡在等待
千百万人将为Scripts懊悔万分
Scripts是认购股票（subscriptionstock）的缩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证券①。当时，股票和债券这两个术语也已经开始使用了，并常常可以互相替代。直到19世纪晚期，股票的含义才被限定为代表所有权的证券，而债券被限定为代表债务的证券。关于这一点，经纪人和他们的客户都不会搞混，但是那个时期的一些作家却并不知道这一演变过程，后来的历史学家很多也都不清楚这段历史。
当一些经纪人的金融业务开始增多时，他们需要一个场地进行交易。很多当地的咖啡屋，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或更早些时期的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咖啡屋，为这些经纪人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当这些经纪人通过交易股票来谋利时，这些咖啡屋靠卖食物和饮料赚钱。但是，经纪人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纪业务来占据他们所有的精力，他们还花很多时间传播流言蜚语，用扑克和骰子赌博。在这个时期，两个无聊的纽约经纪人会打赌以法国的某一政治家是否会在某一特定的日期之前被送上断头台②。
一些更为成功的经纪商，如麦克伊文斯和巴克莱（McEversBaiclag）、伦纳德•布里克以及约翰•平塔德，为了适应新的业务要求，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举行定期的证券拍卖。随后，1792年初，约翰•萨顿和他的合伙人本杰明•杰伊以及其他一些人决定在华尔街22号建立一个拍卖中心，并称之为股票交易所。意欲售出股票者将想卖的股票存放在交易所，拍卖人根据成交量收取佣金。经纪人或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客户，参加拍卖购买股票。
可是这个体系很快就崩溃了。许多外围的经纪人参加拍卖会只是为了获知最新的股票价格，他们随后在外面售出同样的股票，但收取更低的佣金。即使是场内经纪人也经常不得不在场外进行交易，来保证自己不吃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场内经纪人的巨头们于1792年3月21日在克利斯酒店聚会，试图签订一个协议来制止场外交易。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拍卖中心，于4月21日开业，并进一步达成协议：“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为任何人以低于0.25%的佣金费率购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
21个经纪商和3家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theBwttonwoodAgreement），大家推想这个协议是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现在通常被称作美国梧桐）下签订的，天气好的时候经纪人们经常会在这里碰头交易。无论协议是否真的在这棵树下签订，这棵在1792年时已有了几百年历史的巨大梧桐树，从此成为人人挚爱的华尔街标志，直到1865年6月14日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
第8节：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新交易所的首次会议是在商人咖啡屋举行的。当年冬天，会员们决定建造一个自己的聚会场所，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因为那时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还没有大到需要建立交易所的程度。他们在华尔街和沃特街交界处开了一家唐提咖啡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以唐提式基金进行筹资而开设的。当时共发行了203股，每股200美金，公司财产由公司持有，直到初始持有人中少于7人，然后公司财产就会变卖，被剩下的7个股东分掉。虽然咖啡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只有会员才能参加这里的证券拍卖。实力稍弱一些的经纪人还继续在街上和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交易股票。
而纽约股票交易所还要再等25年才会正式成立，《梧桐树协议》一向被认为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操纵市场价格的卡特尔①—它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吸纳纽约最有钱的经纪人，它保证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被排斥在外。这个卡特尔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种封闭的运作方式，长达175年之久，其初衷是为了保护当时会员们的利益，但是，一直到纽约股票交易所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交易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变。
华尔街早期的牛市催产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诞生。纽交所①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winicmDuer），是牛市的一个大玩家，他在牛市的操作方式成为此后所有牛市操作者追随的“榜样”，直至今日。
杜尔1747年出生在英国，他的父亲是西印度群岛②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尔受教于伊顿公学，曾随克莱夫③的军队在印度服役。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过他父亲的房地产，然后定居在纽约，在这里获得了一笔获利丰厚的生意—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附近买了一片开阔的林木茂盛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并盖了一个大庄园。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站在了反抗英国的一边，并被选入了大陆会议。卸任后，他靠向大陆军供应物资发了横财，并娶了凯瑟琳•亚历山大，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基蒂小姐人（LadyKitty），她是非常富有的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的女儿。
独立战争后，杜尔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的豪宅里过着王室般的生活，有穿着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每一顿饭要饮用多达15种以上的酒。他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于他得益于18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的金融事件。1785年，他被任命为依照《联邦条例》设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的秘书，这个职位简直就像是为获得内幕信息而专设的。1789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妻子是杜尔妻子的表亲）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汉密尔顿本人很正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他在政府的职位来谋取私利，也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内部信息。当他的朋友—弗吉尼亚的亨利•李向他打听有关财政偿债计划的消息时，他拒绝告诉他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杜尔就没有这么洁身自好，例如，威廉•宾厄姆，一个费城的有钱人，也是杜尔的密友，满怀信心地在阿姆斯特丹举债6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投机于联邦债券。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杜尔的帮助，但人们无法想像，如果没有内部信息帮助他提高胜算，他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联邦证券的投机活动，但杜尔宁可辞职，也不愿遵守这个法案。他对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的兴趣远比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兴趣要大，而且，事实上，他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也早已名声在外。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投机方案中去，直到汉密尔顿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这个从前的部下。他在1790初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担心，唯恐你会走得更远，那样会对你自己造成危害，也会破坏公共利益，连你我之间的友谊和我对公众利益的义务都受到了威胁。”杜尔有没有回复我们无从得知，也没有什么书面证据留下来，但是面对汉密尔顿的提醒，杜尔的行为显然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其他人，杜尔继续参与投机。为他提供投机本钱的债主中有亨利•诺克斯①，战争部的部长。杜尔和其他人的主要投机工具是合众国银行的股票，原本发行价是100美元。在1791年9月份下跌之前，它的价格曾高达每股185美元，但该股从未跌破130美元，且很快就回升到170美元左右。
1791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姆合伙经营，马克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公民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股票放在麦科姆名下的账户上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马克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以及他与财政部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年终他们将平分利润。
当市场传说合众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合众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被证实的话，股价肯定会上涨，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事实上，杜尔似乎有着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做多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在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做空纽约银行。这样，杜尔看上去公开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如果收购没有发生，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合营的股票账产会损失惨重，而杜尔自己的账户上则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与麦科姆的合营协议中约定使用麦科姆的钱，而没有他自己的，他这样两面派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这种牺牲他是非常愿意做的。
第9节：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
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的百万银行如其名字一样真的拥有100万美元的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不言而喻，这一合并将发生在广泛传言的纽约银行本身所宣称合众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投资者蜂拥抢购，在该股票发行时购买该股票的认购权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Tammany）银行宣布发行4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740份。
在这股狂热的高潮中，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尔身上，似乎他不会错。他用麦科姆账号进行的股票操作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通过借债扩大他对推高市场的影响。他向银行借款，也向私人借款，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Livingston）借了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著名人物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和尼古拉斯•罗斯福。他开始买进银行股，为未来交割做准备，相信股价的上涨会使他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支付。
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号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持有者（包括基金的操作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而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结果。
将股票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因此他们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于是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做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审计员发现杜尔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时，终于东窗事发了。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别无选择，下令财政部对他提起诉讼来追回这笔款项。
绝望中杜尔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是仅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蜂拥把钱扔给他的人们，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像所有其他华尔街的绝望者一样，杜尔孤注一掷。在3月22日他写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经借给杜尔无数的钱）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神圣，我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事实上，不用说，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一天后，他就因欠债而入狱，并在那里了结余生。杜尔一败落，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纽约这个当时依然是一个小小的金融社区里，就有25起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过他还有钱的人，现在也宣布自己已经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
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失败传染给了纽约的其他人，就这样，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市的损失是一样的。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糟。虽然很多投资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也只会怪罪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还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保证恐慌不会摧毁基本上还完好无损的交易体制，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供给的短缺，他允许商人可以用45天期限的应付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就不会发生。”
汉密尔顿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这样一个严密的应急计划有效地阻止了恐慌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确保了股市危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个别的投机者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及其所包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他们只看到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当他们随后执掌政权时，就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使得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又一次义不容辞地介入一场重大的投机恐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
杰斐逊主义者理念的另一个后果是：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所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将不得不自己建立规则，设计出自己的程序。这就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的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第10节：到此时还没有开张
事实上，所有的银行，包括纽约州的百万银行，到此时还没有开张，尽管它们早已在投机狂热最高涨的时候就宣布成立。即使没有发生股灾，它们中有几家会真正开张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要公开发行股票，一个公司需要一个公司章程，而在18世纪末期，这需要州立法机构的批准。
有限公司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有限公司产生前，一个人如果要投资，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或是合伙投资，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有限公司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法人。一个有限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它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一个有限公司也可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他们所有的投资。
这是一个关键所在，有限责任—这将使得公司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它使得投资者敢于将他们的资源放在一起来谋取利益，而不必冒个人破产的风险。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合伙企业，但只有政府才能批设一个法人。在英国，这是王室的特权。但是在整个殖民时代，英国王室在美洲殖民地只设立了7个有限公司。独立战争之后，王室批设有限公司的权力移交给了它的继任者—各个州政府。就像所有的立法程序一样，相比于其他（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公司批设过程中起到远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已经很难想像，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的商业和政治是怎样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大部分的公职人员都在公职之外进行兼职，而且利用公职为私人谋求福利在道德问题上几乎无人质疑。有一些人，如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洁白无与瑕的，但他们的大多数同代人并不是这样。直到19世纪30年代，如果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①向他的客户寄去了一张500美元的账单—因为参议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同一人）在一条立法中加入了有利于他这位客户的修正条款，没有任何人，包括韦伯斯特和那个客户，认为这在法律上或是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纽约的政治几乎和今天的一样复杂。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已经认识这些纽约的政客们60年了，但对我来说，他们仍是像魔鬼一般的难以理解。”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亚伦•伯尔②—一个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互相纠缠的纽约人—想开一家银行时，他不得不以开一家自来水公司的名义来迂回获得许可。
在杜尔破产案尘埃落定后，纽约城只剩下两家银行在继续营业—纽约银行（它并没有被合众国银行收购，相反，它一直保持独立性至今）以及合众国银行在当地的分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汉密尔顿厌恶投机取巧的高手伯尔，但最终却死在了他的手里。虽然他在两家银行没有持股，但汉密尔顿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这两家银行的运作，甚至在他1795年离开财政部长的职位以后也是如此。作为纽约的联邦主义者党派的领袖，他使得当地的杰斐逊主义派的商人们很难得到贷款和其他的银行服务。
亚伦•伯尔，纽约州的民主共和党人（这是所谓的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称号），决定打破这种制度。如果能够建立一家他能控制的银行，或至少深受他影响的银行，将大大地加强他和他的政治同盟者的地位。这样一家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援助来诱使那些动摇的联邦主义者加入民主共和党人的阵营（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向花天酒地的伯尔也正在考虑以此来将自己从混乱的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从为联邦主义者所控制的州政府拿到这样一个银行的准生证。
伯尔当然知道，哪怕有一点点他要开办一家银行的风声，都会立刻引起在奥尔巴尼的立法者们的深深怀疑。所以，伯尔，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得到好下场），炮制了一个方案，名义上是为纽约城居民提供急需的饮用水而开办一个自来水公司，但实际上他将允许这个公司开办银行的条款，巧妙地隐藏在了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只有纽约和香港四面被海水包围。在最早的时候，纽约的居民从井里打水，这些井有些是私人挖的，有些是政府挖的。但是到了18世纪的末期，这些井被废弃物和日益增多的城市废水所污染。富人能够买得起水贩子们从城外运进来的饮用水，但是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了。伤寒和霍乱等流行病越来越肆虐，尽管这些疾病和脏水的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被人们搞清楚。
纽约的市政官员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水的问题，纽约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1796年，约瑟夫•布朗博士建议市政公共理事会向州立法机构申请建立一个私立的自来水公司。布朗恰好是伯尔的妹夫，而且他的提议很可能是在暗中帮助伯尔。理事会采纳了布朗博士的建议，但是在他向立法机构提出的申请中，他建议将建立并经营饮用水的供给体系的工程交给纽约市政府，而不是一个私立公司，这当然不是伯尔所希望看到的。
第11节：纽约城急需干净的水
但是伯尔巧舌如簧，他很快说服两个党派的五个主要领导人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向纽约市府说明由私立公司而非市府来承揽这个项目的诸多好处。在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里赫然可见汉密尔顿本人的名字，他甚至亲自为该委员会撰写正式的备忘录来说明私立公司的优势。
汉密尔顿当然清楚地知道纽约城急需干净的水，但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伯尔背后真正的阴谋。汉密尔顿一如既往，自始至终没有谋求过一点私利，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多联邦主义者却钻了进来，而且，另一位妹夫—这回是汉密尔顿的妹夫，将会成为这个新公司的一名董事。
在确保会得到纽约市府的批准之后，伯尔立刻回到奥尔巴尼主持起草公司章程的委员会的全会，“为了向纽约城供应干净的、卫生的水，”伯尔耐心地等到在休会前的最后一刻把他的议案提交上去，并在公司章程里悄悄地塞进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要使得这一目的得到有效地实现，该公司的以下做法将被认定为合法，即该公司可以动用任何盈余资金用于购买公共股票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任何其他资金交易或业务经营……只要是为了该公司本身的利益。”将它从晦涩的法律术语中翻译过来，这就意味着，这个新公司在建立一个供水体系的同时，实际上可以从事任何它想经营的业务，当然，也包括开办一家银行。
立法委员们此时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休会，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只有一位法案修订委员会（按照最初的州宪法，这个委员会具有否决权）的委员表示反对。其他人可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例如，纽约的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①就是一位，他持有可以在这个新公司购买2000股股票的优先权。甚至是联邦派的州长约翰•杰伊也对此毫无疑义，他于1799年的4月7号在法案上签字，使其正式生效。
仅仅在5个月以后—远在供水系统建立之前，甚至此时连一根运水管道还没有铺设，该公司就开设了一家银行。汉密尔顿很快对自己在这样一个公司的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后悔不迭，他把它形容为“法理上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怪兽，但同时是一个获得实利和影响力的方便工具9”。
而伯尔发现它的确很方便。3年后，当他辞去公司董事一职，就任美国的副总统之职时，他借这家银行的钱超过了64903.63美元，以那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最终，该公司经过百般折腾，确实建成了一个供水系统，通过大约25英里约40公理的木制管道为城里近千家居民供水。这些里里外外被涂上厚厚的焦油的管道，在今天的施工过程中仍然常常被挖掘出来。但是这个系统提供的水从来就没有真正“纯净和卫生”过。当然，这个公司也从来没有把心思真正放在水务上，而且一旦有机会，就马上抛弃了这项业务—在18世纪40年代，纽约上州克罗顿河的淡水通过纽约市建立的水渠流到了纽约，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可靠的供水系统。
而这家银行，从此一直是纽约金融界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它现在仍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如今它已更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全美最大的银行。
批设公司的权力此时依然为州立法机构控制，毫无疑问这将导致各种不利的影响。开办公司的申请数目在18世纪末期迅速增加，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4年中，美国共成立了335家公司，主要从事国内的民用工程建设，如修建运河和高速公路。进入到19世纪，批设公司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在1800年至1860年之间，仅仅费城就有2000多家新公司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州只能通过《普通公司法》，该法案明确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和规则下，一些公司不需要特别的法令批准就可以成立。纽约州在1811年首先开始施行该法案，其他州则纷纷仿效。但是州立法机构很不情愿放弃权力，在此后的岁月里，公司法总是滞后于日益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大潮。
最初，各州只允许那些特许批设的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成立，而根据《普通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股东还不得不像合伙制中的合伙人那样，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直到19世纪中叶，有限责任制这一对现代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才被推广到所有的公司。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经济在全国范围日益一体化，实业公司的运营依然受到狭隘的地方性公司法的制约，例如，许多州的公司法禁止一个公司在其他州拥有财产。
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在纽约、波士顿、费城以及巴尔的摩①，证券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经济历史学家们用追溯的方法计算出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当然年代越早，误差也就越大，但美国的税收也可以作为估算国民经济增长的粗略手段。1792年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年，当时的联邦税收收入是367万美元；到1808年，收入是1706.1万美元；到1817年，是3309.9万美元，在短短2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9倍。
由于拥有大银行，费城依然是国家的金融中心，但合众国银行在1811年被终止了，因为当时杰斐逊主义者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总统坚持要求，国会依然拒绝续签该银行的业务许可证。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Girard）—费城的大船主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接管了该银行的资产，并开办了他自己的银行。
第12节：同一时代的东方和西方
继国会拒绝续签政府的主要财政代理机构和融资机构（指合众国银行）的许可证之后，美国又向当时惟一有能力与之进行军事抗衡的大英帝国宣战，这一愚蠢行为引发了财政灾难，使得财政部长不得不向斯蒂芬•吉拉德低声下气地借钱，乞求他认购国债以维持战争。1816年，学乖了的国会终于批准建立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它拥有注册资本35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惟一能够跨州经营的银行。当然，它的总部也设在了费城。
为1812年战争而发行的巨额联邦债券推动了经纪业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国债由1811年的450万美元增加到1815年的1270万美元。大部分业务仍然集中在费城，因为这里有很多大银行和结构完善的证券交易所。纽约的主要经纪人当时仍然按照粗糙的《梧桐树协议》进行运营，他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组织框架。1817年，他们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的经纪人到费城去考察费城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运作的。当他回来后，纽约主要的经纪人于2月25号在塞缪尔•毕比（SamuelBeebe）的办公室聚会，起草了一个跟费城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几乎一模一样的章程。分属7个公司的28名经纪人成为经纪人董事会的首任会员，很快他们将经纪人董事会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
章程要求由主席和助理来主持每天的拍卖；至少具有一年经纪业务经验的经纪人才有资格成为新的会员，并且要由现有的经纪人投票来决定是否允许他加入；三张反对票就可以将一位候选人拒之门外；除非特殊情形以外，委员会要求次日交割以防止过度投机；它也禁止“对敲”，也就是两个或更多的经纪人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交易，以给人造成价格波动的假象，这项条款最终被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对敲”将成为华尔街一个普遍的现象，长达100多年。
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租下了华尔街40号大楼的第二层，包括供暖系统，年租金为200美元，这样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在179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后发展迅猛。当时纽约拥有人口123700，而费城为112000人。1817年的另一个事件使得纽约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美国惟一的大都市：这就是伊利运河的修建，迄今为止它仍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工程。
同一时代的东方和西方
在这个年代……
1792年《梧桐树协议》签订。
1785~1992年达尔投机案。
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造币法，在费城建造一座造币厂。
1803年美国从法国拿破仑手里廉价购买路易斯安那全部土地，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
也在这个年代……
1795~1803年中国清朝发生白莲教叛乱。
第三章“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十九世纪初—1837）
十九世纪的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它地区则倍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他们把纽约称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在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成为了最大的瓶颈。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的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部信息。他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靠成功囤积莫里斯运河的股票而一举成名。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华尔街登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必然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在天堂和地狱间轮回。但他们沉溺在股市中，和这个市场如影随形。他们是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他的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而伴随所有的牛市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股市投机狂热，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开发所引发的土地投机也愈演愈烈。同样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硬币流通法，关闭第一合众国银行，在终结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牛市的同时，也将美国经济带入了经济萧条之中。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打击了纽约的金融市场，但负债累累的费城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地运输货物的惟一工具就是用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第13节：美国的金融中心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的废除，和大量土地被赠与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中的一条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以及蒙特利尔，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进行水陆联运。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新生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评价说：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的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不是东海岸。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威胁，但这对于解决交通问题无济于事。最终一个叫做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巩固了联邦政府和它的西部领土，而且使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曾是纽约州的州长和美国的副总统。他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的开幕式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州参议院，在1802年即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他在第二年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了纽约的市长，当时纽约市长的任期是一年。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一次一次地连任。在纽约市长任内，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国家大事，包括交通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相互关联的两个地理特点中包含的巨大机遇。第一个特点是它紧邻哈德孙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孙河根本算不上一条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孙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的内陆。第二个特性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座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亚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在此从西面流入哈德孙河。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河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决定建造这样一条运河—这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最大的工程。在1811年提出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
从一开始，政治阻力就十分巨大，尽管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很自然地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工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管这个项目本身是否盈利。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实际上根本毫无用处，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也就是在他被选为州长的那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进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克林顿宣称—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运河的水流进哈德孙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孙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用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了使这条运河尽快建成通航，克林顿将工作的重点首先集中在“长的水平地段”，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①（Syracuse）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这一段长为111公里，不需要建立任何的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使得该项工程在政治上得到了支持。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纳西河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的职位。但是在1825年，比克林顿自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②出发了。驳船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孙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一条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有限的经验，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社会名流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③（SandyHook）举行一个通航典礼。克林顿亲自将伊利运河的水倾注到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水的大西洋，这个典型的纽约式派头的仪式预示着纽约未来作为商业中心的辉煌，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将通过已经建成或正在建成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倾倒到（纽约）这个商业中心。”
第14节：他的商品也是一样的
伊利运河在刚刚正式开通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大约13110艘船只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税收达到了5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数额。这一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①（Utica）这个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的大桥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运河上下你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你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你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是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的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和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在运河里航行的绝大多数货船则是或启航于，或经过，或驶向纽约。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地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买价是40美元，运到纽约需要花3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有6美元，也就是说，运输面粉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是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短短几年内，正如一位波士顿的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②（OliverWendellHolmes，他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③的父亲）曾不满地抱怨说，纽约已经成为了“一条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人口开始爆炸似地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700，费城的人口是112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080330和565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
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大约是3公里宽，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16公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经常堆积了大量的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这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随形。
很自然的，纽约的商业活动以及人口的膨胀也从经纪人业务的迅速增长中得到了直接反映。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证券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的部分来自欧洲，因为欧洲的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BaringBrothers），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到1823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①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的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盈利。切萨皮克②和俄亥俄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途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从来没有完全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后，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股价就崩溃了。当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Air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所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首次发行股票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第15节：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
对市场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无论是经验老道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每一个经纪人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允许公司不断地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用来支付利息和分配红利。此时（19世纪20年代），这两个州的证券市场和华尔街几乎同样庞大和活跃。而纽约州法禁止这种庞氏骗局①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证券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了。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中，1821年，交易所的董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董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的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新证券交易所总部。
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些交易股数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是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来算是这样，而不是像现在根据市值来计算），这正如现在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可以经常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按交易股数计算）。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记录。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JacobLitt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①，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Ball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飞机时代。
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房价高昂，华尔街的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地下办公室很常见），此前几年他在一家经营多种业务的经纪公司—雅各布•巴克公司供职。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显然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对于背叛他的合伙人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牟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的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市场一些特殊事件的更准确判断来挣钱，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在牟利。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他是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靠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的。投机者经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能从中牟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增加大量的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交易量，增加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一个最公正的价格。但是由于“投机者”一直用来专指华尔街的落败者，所以投机者总是每一次市场狂热之后的熊市的替罪羊。
这些熊市阶段不可避免地激怒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们，他们想方设法试图将投机活动从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在日益严厉的监管和歧视之下，例如对短期资本所得征收高额的赋税，投机活动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在适当的监管下，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虽然难以定义，但却一眼就看得出来。正如20世纪初的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Cassel）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决不是最后的一个）。但是，他的最初的名声却是来自于对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银行公司（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上涨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已经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摘自“伟大的博弈”
